作者：邹思聪
大家好，我是思聪，邓飞诉邹思聪何谦案，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了，我们败诉。跟大家先说我们的观点：
首先，感谢法院认可何谦尽其所能地回溯了密闭空间的案涉事件，也感谢法院专门向我们以及大家提示了性骚扰维权路径，并提醒大家增强证据意识。但是，我们不认可判决结果，决定提起上诉。
其一，法院认定，我们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令人毫无迟疑的确信其所述情况真实存在”（一审判决书19-20页），将本案中作为被告的我们的举证证明标准提高到“令人毫无迟疑的确信”，这个证明标准太高了。我们国家的民事案件证据规则，采用高度盖然性标准，不需要令人毫无迟疑地确信，只需要具有高度可能性地证明待证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1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尤其是我们作为被告，并非追究对方责任的原告，被要求如此高的举证标准，我们不服。
其二，针对原告在庭前会议上作出的虚假陈述（完全不认识何谦、没加过QQ好友，对何谦没有印象），我们在庭审中提供了大量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书12页）。名誉权侵权案件，原告不是完全没有举证义务的，他有初步的举证义务，他说我们是“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那么他的陈述和举证是什么呢？大家可以从判决中看到，通过我们的举证，他的陈述几乎都和客观事实不符，他连初步的举证义务都没有完成。然而，在一审判决书中，对此没有一个字的回应。
其三，何谦作为当年的受害人，她亲自写下这些文字，庭审中双方举证，她的陈述完全能和在案证据相匹配，而对方的陈述则相反。确实，对十年前这件事，我们没有进一步如监控视频这样的的直接客观证据，双方都没有直接客观证据。这种情况下，是言论自由的权利和名誉权的法益衡量，法院只考虑了名誉权，而未充分考量这种情况下何谦对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何谦当年没有及时录音录像，没有报警，她今天就不能宣之于口吗？
其四，原告是公众人物，双方都认可。就公众人物作为原告提起的名誉权诉讼，应当承担一定程度更高的举证义务，虽然我们国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类似判例并不少见。而本案中，一审判决完全没有考量这个因素。
我们的观点表达完后，我想再谈论一点个人，此前我尽量不谈自己，但现在可以说说了：
这场官司持续两年多（还会继续上诉下去），我不再做记者和编辑，转了行，期间在读的硕士也休过学。这段经历，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人生中很重要、很深刻的事。思考其中包含的大量议题（女权主义、政治哲学、社会运动、法律等等），审视和确认自己的观念是一件事；但身体的亲历其中，是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
这个过程中，有搜集证据、等待开庭的漫长繁琐、有律师在庭审中不厌其详的论证、有目睹何谦本人当庭回忆亲身经历的痛苦、有我在法庭上长时段的辩论，有人际与来自前辈的指责和压力，有媒体报道或被删稿的义愤，有我对自己作为男性对过往经历与教育的审视，有米兔所引发的启蒙、反思和争议，更有对社会运动、大字报、正义与法治的争论……
用身体亲自参与一场司法诉讼，而不是像之前作为一个观察和写作者，这两年多，我所经历的信息是爆炸性的。所有这些事件与议题，是公民不可回避的事情，知识人尤为如此，知识不是显示品味和权势的噱头，而是带着深刻责任的“特权”：人们争论包括米兔在内的某个社会议题是一件事，希望一个议题凭空消失、重回旧世界则是无知和蛮横。而“极端测试”下做的选择，是真正的选择，“我”成为“我”的原因。我会为自己发布何谦文章的行为，负责到底。
一审判决书很长，但很有意义，希望大家能抽空看看，前面为原被告的诉讼请求和举证，法院一审判决内容从第14页开始。以下为一审判决书的全部内容（隐去相关人士的隐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