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知道这次的大会，邀请了一个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下毒的俄罗斯女记者吗？”
刚见面，朋友 J 就问我。我摇头，只觉得这个会场一下子变得不安起来。
这是全球大流行之后的第一场全球调查报道大会（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Conference）。据主办方 GIJN 称，这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调查报道大会，来自全球各地的新闻媒体人有两千多人。在这个九月份已凄风苦雨的瑞典城市哥德堡，我们将有机会参与来自全球新闻从业人士的讲座和分享。
会议组织的井井有条，一同参加会议的记者们，都震惊于主办方的后勤能力——连续五天，每天都有十几场讲座和分享，如大学选修课般同时进行，参会者只能在众多吸引人的“课程”中，参与一部分，割舍一部分。
只是当 J 提到被下毒的俄罗斯记者后，我们在会场的大厅，边啃着主办方准备的面包，边突然惊觉，这里会不会有俄国特勤局的人来。“如果把这两千多个人都消灭了，全世界的独裁者应该会睡个好觉。”另一个人笑着说。
整个大会几天，我们一直开这样的“地狱玩笑”，有时候是我们在台下开，有时候是讲者在台上开，如同一种另类的集体心理诊疗。
我说自己报名了第二天的“俄罗斯调查资源”（Resources for Investigating Russia）。
说来巧，来大会之前，我和 J 两人身处不同的欧洲国家，却几乎同时读了《纽约客》去年的著名报道《流亡海外的俄罗斯记者如何报道俄乌战争》（How Russian Journalists in Exile Are Covering the War in Ukraine），并且都在社交媒体发表了一番相似的感慨。
那篇报道讲述了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的多家独立媒体被封禁，并且重新在欧盟境内——主要是在荷兰或拉脱维亚重新安营扎寨，继续报道俄罗斯的故事。Meduza、TV Rain 和《新报》（Novaya Gazeta）都在报道中被提及，但这位被 FSB 投毒的女记者并没有在报道中提及。
2.
第二天中午，“俄罗斯调查资源”的分享如期举行，我怀着莫名忐忑进入会场，找位置坐下，好奇会是怎样的“危险”人物到来。我稍感意外，会议并未任何严格限制，只需出示记者的与会名牌即可。摄影机在后方拍摄，看上去也会公开报道，毫不担心俄国干涉。
主持人和两位俄罗斯记者一起上台，他们的照片随即投影到幕布之上。幕布里，男记者罗曼·阿宁（Roman Anin）托腮望向镜头，面孔青春而消瘦，如音乐专辑封面上叛逆沉静的酷男孩。他是独立调查媒体 iStories 的创始人和主编。这家媒体擅长开源调查（open-source intelligence），属于“技术流”的独立媒体。当然，由于它们常年报道俄罗斯政治腐败，目前也“移居”到了拉脱维亚。
现实中的罗曼并不像那张照片，他看上去沧桑和强壮许多，多数时候不苟言笑，但在回答主持人问题时，总是口若悬河，也常开各种“地狱玩笑”。在面对主持人提问，如何平衡新闻伦理和技术手段的运用时，他首先说了句“我他爹的不在乎”（I don’t give a shit），接着才解释说，“我们首先得是一个人，得有人性，再是新闻伦理，乌克兰人每天都在死亡。”
另一个人，就是那个被下毒的女记者，伊莲娜·科斯秋琴科（Elena Kostyuchenko）。照片里她一脸温柔笑意，眼神明亮。她同样比照片看上去沧桑和憔悴，说话总轻言细语，时不时自嘲自己被下毒这件事，并且她用的词总是“据说被下毒”（allegedly poisoned）——这让我觉得有些滑稽。一个遭遇如此暴行的新闻记者，在面对自己被下毒这件事时，仍然在渴望保持某种客观，这未免对自己过于残酷。
是怎么样的组织，会想去杀死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人？
鉴于台上的两位记者都已经离开俄罗斯，而俄国却是他们所从事报道的主要对象。因此，主持人一直在好奇，“现在你们已经离开俄罗斯了，你怎么从俄罗斯内部去搜集信息、进行调查？”
尽管“据说被下毒”的伊莲娜更让我好奇，但眼下，我应该先记录一下罗曼·阿宁的回答。他回答得更多且带着更多希望，“战争开始前与之后，我们的工作方法并没有明显差别，甚至我们的方法，变得更重要了。”
他大意是说，在 iStories，他们同样会采取部分传统的方法，也就是采访。另外，他们根据开源信息进行网络调查。另外，他们“利用俄罗斯的数据黑市，去购买那些黑客获取的资料。” 他们同样将编程和人工智能融入新闻调查，“在十年前，我们只能一行一行地去读这些文件，现在我们有了 Python，可以用代码来分析这些材料。”
罗曼提醒在场的诸多记者，“坏人也使用社交媒体”。他们通过照片上的人像，用人工智能去识别这是否是那个他们要找的人，因为有时候，人类识别照片的能力反而不如机器。他举了一个寻找俄罗斯士兵的例子，iStories 的记者在新闻媒体上发现了他们的照片，然后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他们，一个个地打电话过去，“其中一个人，甚至对我们忏悔自己杀害了村民。”
比起伊莲娜，罗曼显然更乐观一点，因为许多全球互联网热门应用，在俄罗斯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有一样东西对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那就是互联网。因此，整个社会应该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大科技公司完全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们目前没有这么做。我们联系过他们，他们根本不帮我们。在 Google 上，如果有 10 个俄罗斯人用它搜索（俄语）新闻，10 个人看到的都是来自俄罗斯的宣传。当我们试图联系那些科技大佬们，我们尝试在俄罗斯国内传播真相，但他们什么也不做。类似于谷歌这样的公司，其实应该做得更多。”
“如果有一天，俄罗斯变得越来越像其他一些国家，完全不能使用这些服务，我们作为调查记者能做的就不多了。”罗曼说。
罗曼在台上讲，我在台下查阅他的资料。
他和他创办的媒体，比伊莲娜更早被迫离开俄罗斯。和伊莲娜一样，他也曾是俄罗斯著名的媒体《新报》（Novaya Gazeta）的记者，1986 年出生，比我大不了多少。在 iStories 的网站上，他的第一句自我介绍就让人难以忘怀——“我实际上一直想当一名足球员”（I actually always dreamed of becoming a footballer）。他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加入《新报》，渴望改变俄罗斯。与此同时，普京在 2012 年通过了《外国代理人法》（Russian foreign agent law），国际 NGO 被集体驱逐。他抱着雄心做俄罗斯国内政治、社会、腐败调查，整体新闻环境却在急剧恶化，很多人转行去大银行或大公司做公关。随后他和同事一起创立 iStories，再然后，这家媒体被贴上“外国外国代理人”标签，很快，他本人也被贴上“外国代理人”标签，他因此拥有了独一份的“双重外国代理人”身份。
当时是 2021 年，他正结束在拉脱维亚的度假，接到了许多采访来电，问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何感想。俄国本国媒体比他先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他和他创办的媒体都不再能回国了。
俄乌战争爆发后，他仍在继续工作。2022 年 3 月，他接受了 Vice 的一段专访，一年前他的回答并不像在这次大会上那么乐观：“作为一名记者，如果不能在你所报道的国家生活，那太荒谬了。但就我而言，我别无选择。”
在流亡中报道，是他现在不得不做的事情。他在那篇采访中谈过“退意”：“任何报道，都不值得记者去送命。因此，如果这种威胁对我或我的同事来说成为现实，我会离开（新闻业）。问题是，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认为即使是最危险的报道也不会成为杀死我们的理由。”
“十年前，我会告诉你，我想成为一名记者，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现在，我认为俄罗斯记者更像是历史学家。我们的工作是为后代保存历史。这样，20 年后的年轻人就会知道，纳瓦利内（Navalny）并没有像俄罗斯主流媒体所说的那样毒死自己；这样，年轻人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在乌克兰战斗的人。”
而眼下他身边坐着的，就是自己的前同事，差点为了报道而送命的伊莲娜。
3.
和罗曼不同，伊莲娜面对主持人提问的回答是更为否定的。我想这部分是因为对她来说，移居外国仍然是新鲜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并且她还在流亡德国期间，在无形中身中剧毒。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因为我是一个实地调查的记者（a field reporter）。”伊莲娜说。
俄乌战争一开始时，她还是新报记者，被主编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2021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派去乌克兰做现场报道，去那些一开始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城市。她穿越重重边界，向俄罗斯发回前方的战地报道。尽管她生于 1987 年，但早在这以前，她已经做过近17年记者，是一名新闻老兵，亲历过《新报》同事的死亡，也组织过前同事的葬礼。但这一次前往战场的实地报道，才真正成为她大祸临头的根源。
她在《新报》上发表的报道，后来纷纷被俄罗斯司法部门勒令删掉，连《新报》本身也在俄罗斯被取缔，被迫“移居”到了拉脱维亚。现在你再按图索骥，去查找伊莲娜在新报的一些报道链接，只会显示 404。那被俄罗斯当局勒令新报删除——据伊莲娜所说，她最崩溃的一刻，不是在她被投毒时，也不是在得知自己无法回国时，而是当她发现自己的报道统统被当局勒令删除时。
好在，我后来在 n+1 杂志上上找到她的报道英文版。那是四篇如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 《二手时间》一般的报道：“逃离乌克兰-沿着难民之路”，“驻防敖德萨—我不能放弃自己的城市”，“放过我们—在迈科拉夫”，“在赫尔松—被占之城”。
除了通过她的眼睛，读者能看到现场发生什么之外，伊莲娜还成段成段地使用直接引语来讲述故事，让受访者直接叙述自己的遭遇，也因此立刻让人想起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后苏联居民”的诸多非虚构作品。
这些报道让我明白为何她说现在的一切变得更艰难，为何她说自己是一个需要实地采访的记者。以最后一篇《在赫尔松》为例，她在这个战场前线只待了三天，却至少采访和记录下了这些人：前市长、军事指挥官、战士、当地记者、当地人道援助者、主任医师、商店经营者、法医办公室、俄罗斯占领的地区委员会俄国守卫士兵、当地需要食物和医疗的普通居民、寻找失踪孩子的父母、被绑架的人、乌克兰抗议者们……
她在 2022 年 3 月 18 日到 21 日采访了这些人，离开赫尔松，写作，在3月26日，发表了这篇被占领区的显微镜一般的报道。作为一个前同行，我知道这意味着何等的体力、勇气、心理和智力劳动。
伊莲娜没有隐瞒她目前身处德国的困境，她说自己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进行书写。
“我们作为调查记者，有时候发回大量报道，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我觉得我有必要找到一种新方式来向我的人民、我的国家发声，因为他们受了太多俄罗斯宣传的影响。我怀疑传统形式的新闻报道是否能像在（俄罗斯）入侵以前那样，还能发挥作用。因此，我决定重新审视自己过去17年来的工作，一种全新的、诚实的态度，去看待自己和自己作为记者的经历。成果就是一本书，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形式。”
“之后，我将会继续进行我的实地报道，因为俄罗斯现在影响着全世界很多国家。而我现在所做的，基本上是搜集从俄罗斯来的信息，还在俄罗斯的俄罗斯人，仍然有相当多希望能够记录那些真实……但后来……我又据称中毒了，现在我还在恢复中。”
伊莲娜谈话时仍显虚弱，和她谈论的“猛烈”议题形成剧烈反差。
她谦逊且有所保留，并未详细说明为何她不再回到俄罗斯，没有谈论自己的家人和爱人，也并未说明那一场中毒事件的细节。她只是在艰难地回答主持人这个残酷的问题——作为一个书写自己国家的人，如果我回不去了，我还能做什么？
我对俄语一无所知，在这场战争以前，也并未跟进那么多俄罗斯独立媒体，因此对她的经历更为好奇：她为什么回不去了？她是怎么中毒的？她写了一本怎样的书？
4.
那场分享结束后不久，她在《卫报》发表了自述，《“你可能被下毒了”：一名独立俄罗斯记者如何成为众矢之的？》（‘You may have been poisoned’: how an independent Russian journalist became a target）。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不想写这篇文章，我感到恶心、恐惧和羞愧。”开篇她说。
这部分解释了为何她在分享中，总是不愿过多谈论她被下毒的事情。在她的书写中，她说自己在俄罗斯时，鉴于自己的5个同事都死于非命，她总是小心行事，遵照职业手册的一切安全措施。但当她来到德国后，却觉得“这里是欧洲，应该安全了”。
只在中毒两个月的生不如死后，医生才排除了中毒以外的所有可能，并通知了德国警方介入调查。她与德国探员谈话时，德国探员用一种责备的语气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两个月后才报告给我们……你们来到这里，仿佛自己在度假，这里是天堂一般。我们这里发生过政治谋杀，俄罗斯特勤局在德国非常活跃。”
在中毒以前，她不断从乌克兰战争前线发回的报道，已让她成为众矢之的。在发回以上四篇报道后，她还决定继续前往新的战场——马里乌波尔。那以前，她的同事突然来电警告她，俄罗斯国家近卫军（National Guard of Russia）的车臣分队决定杀了她，这已经得到批准，并且有电话录音为证。乌克兰方面的联络对象也提醒她，俄罗斯正在组织暗杀一名新报的女记者。再过一小时，总编辑穆拉托夫打给她，敦促她必须马上离开乌克兰。
为了不牵连载她去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受访者，她不得不离开乌克兰现场。她决定回俄罗斯。但那已成为不可能。
总编辑穆拉托夫对她说，“我知道你想回家，但你不能回俄罗斯。他们会杀了你。”
伊莲娜挂了电话，在街头尖叫——但她并未写这一刻，她在哪里尖叫。
根据后文，我猜测她那一刻在柏林的街头大声喊叫。一个写了乌克兰战地系列报道、受到直接暗杀威胁、浑身因长久没洗澡而长满虱子、得了腮腺炎和强烈创伤应激后障碍的，勇猛的女性记者，在那一刻彻底崩溃了。
她中毒的经历更为惊悚，一切发生于无形，且是在后来与德国联邦探员的不断追溯过程中，她才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回到那些列车上、饭店里、慕尼黑的咖啡厅和柏林地铁站的细节里。她一直不肯相信自己被下毒了，尽管她已全身浮肿，面目全非，不可入眠也无法清醒。她本已加入新的媒体“美杜莎”（Meduza），正在筹备去伊朗现场的签证，但她不得不放弃这个工作。她也无法再写那本书了。那是生不如死的两个月。但在医生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后，她只能相信这件事。
医生认为，她身中的，是一种“氯有机化合物毒药”（chloro organic compound poison）。
近一年后，来到 GIJC 的会场时，她的脸、手、腿不再肿胀，不再疼痛到无法触摸，但她不得不离开她的新东家“美杜莎”（Meduza），她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我希望活下去。”
“我知道记者会被谋杀，但我不愿相信他们会杀了我。反感、羞耻和疲惫，让我去远离这种想法。想到有人想要我的命，我就觉得恶心。我羞于启齿。即使是对亲人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对警察了。我知道自己有多精疲力竭，体力所剩无几，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逃亡了。”
但她最终还是完成了那本书。返回德国后，我在等待伊莲娜的新书出版。我想知道伊莲娜所谈的一种全新的书写形式是什么。
2024 年年初，我终于读到了这本书——《我深爱的俄国：发自迷失之国的报道》（I Love Russia: Reporting from A Lost Country）。我想这本书的内容、写法与结构，对许多记者来说，都应该是一本启发之书。这除了是一本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的当代社会和政治史变迁以外，也是伊莲娜的个人史、家庭史；她作为同志女性的爱欲史；她和罗曼·阿宁这一代俄国记者一样、曾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努力改变俄罗斯、而最终失落离去的消亡史。
在结束对她的探索前，我想引用一段该书第九章的故事，“我的第一场战争（妈妈和克里米亚）”（ My First War (Mama and Crimea) ）。那是发生在家庭里的内战，属于两代人的失落战争。
妈妈怀念苏联，当乌克兰发生迈丹革命时，妈妈觉得法西斯又来了。当克里米亚“公投”而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后，她欢欣鼓舞，终于美丽的克里米亚回到了“我们的怀抱”。
她频繁打电话给女儿。两人每一次都爆发激烈的争吵。在任何公共事务上，她们都处于南北两极。那些对话极为精彩、真实和令人疼痛。更换到另一个国家的语境，这一切也对我来说太过熟悉。
我不知道伊莲娜在德国书写这一章时的心情。她将再也没法回到俄罗斯，回到她的家乡去见到自己的母亲。
5.
“在场的有多少人是流亡记者的？”
一个足以容纳两、三百人的大场下，有十来只手举了起来。
“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在流亡边缘的？”
我和 J 先是面面相觑，彼此觉得自己符合这种“on the verge of becoming an exile”的定义，默默举起手来。同时，会场上许多的手都举了起来，提问的讲者随即笑道，“看来各位都是。”
然后现场爆发出一阵大笑。看，这又是一个来自讲者的“地狱笑话”。
此刻我们在第三天的其中一场会议，“流亡媒体：生存策略”（Exiled Media: Survival Strategies）。这大会期间，我还参加了乌克兰记者的战争犯罪调查分享，也参加了人口贩运跨境报道的分享，还有自由撰稿人如何报题与生存的分享……但我最期待的，除却“俄罗斯调查资源”以外，便是这一场。
因为从题目来看，它并不仅是一个“各国流亡媒体现状”的一般讲座，它准备告诉你一件事：如何在海外，作为个人和作为媒体机构，同时生存下去？
向观众提问的是这场会议的讲者之一，她名叫波利娜·玛乔德（Polina Machold），俄罗斯独立媒体 Proekt 的出版人。和她同场分享的，还有来自委内瑞拉流亡媒体 ARmandoinfo 的总监约瑟夫·波利祖克（Joseph Poliszuk），和孟加拉国流亡媒体 Netra News 的创始人塔斯尼姆·卡哈利（Tasneem Khalil）。
尽管另外两位的分享也让我大开眼界，从流亡媒体的报道实践中，我更了解到两个国家的新闻、政治和社会生态。但目前，最能引起我兴趣的，永远是来自俄罗斯或乌克兰的记者。
我仍习惯于观察和记录讲者的外貌特征，这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外表评判，而是当一大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危险记者相聚于此时，通过外表，你已能看到彼此的许多创伤。罗曼·阿宁显得愤怒和激烈，有时甚至透露出难以压抑的玩世不恭；伊莲娜则寡言少语、疲惫而感伤，像刚从死亡深渊中爬出来；而波利娜，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 TED 演讲者。
她剃掉了两侧的头发，留了一头基利安·墨菲（Cillian Murphy）在影视剧《浴血黑帮》（Peaky Blinders）里的发型，简洁干练、黑色西装、白色休闲裤、总保持礼貌而冷静的微笑；再加上她的条分缕析，足以让所有人感受到她的思虑周全和强悍自信。
Proekt 于 2018 年在俄罗斯创办，她们专攻俄罗斯政治腐败的调查报道。在 2021 年 7 月 15日以前，该媒体在俄罗斯算是合法运营，是硕果仅存的几家本国独立调查媒体。波利娜在讲她们在俄罗斯境内做的题目时，那些选题在我听来不可思议，原来俄罗斯曾经还有这样的“自由”？比如，她们对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家族财富的调查、俄罗斯当局操纵统计数据、以及普京的情人、财富和他隐藏的孩子。
而在 2021 年 6 月底，在 Proekt 宣布即将公布对内政部长弗拉基米尔·科洛科尔采夫（Vladimir Kolokoltsev）的腐败调查后不久，情况急转直下。
“在我们发布这份调查报告之前的黎明，警察突袭了我们三位记者的房子。这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是时候了。我们需要离开俄罗斯了。在他们被释放后，我们整个团队，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大讨论，讨论我们该怎么办。当然，我们早有紧急预案，甚至制定过按小时计算的、我们能想到的各种安全措施。记者们也都提前准备好了护照、申根签证……”
“但问题就在于，什么才是那一个‘最后的信号’？”
她们的预感是对的，两周以后的 7 月 15 日，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将 Proekt 列为俄国法律上的“不受欢迎组织”（Undesirable organization）。在俄国法律中，“不受欢迎组织”比“外国代理人”更为严重。
2021 年《俄罗斯刑法典》修订后，刑法规定多次与“不受欢迎组织”合作的个人，可能会面临长达4年的监禁；而被认定犯有 “组织此类组织活动罪”（organizing the activities）的人可能会被判处长达6年的监禁。而 Proekt 是俄罗斯第一家被贴上“不受欢迎组织”标签的媒体。
Proekt 是俄罗斯第一家被贴上“不受欢迎组织”标签的媒体。图：网站截图
“这一消息宣布后，所有俄罗斯媒体，都立即删除了我们网站的所有链接。人们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删除我们的链接。我们因此失去了所有的传播渠道。这可以理解，但也让我们失望。因为很明显，我们只是第一个靶子。我们成功地激怒了普京，但我们不会是唯一一个。看看过去两年战争以后吧，情况要糟糕得多了（更多的“不受欢迎组织”出现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她向现场提问。
6.
她一边展示原有团队成员在解散前的最后一张合影，一边讲述那以后的“生存策略”。
首先需要的两件事情：钱和人脉。没有钱和人脉，作为组织和个人都会迷失方向，寸步难行。
其次，她们立即关掉在俄国国内无法再合法运营的法律实体。俄国从此不再存在这个“不受欢迎组织”。
接着，切断所有国内的众筹和捐款，因为在俄罗斯，所有向不受欢迎组织捐款的个人，都可能受到刑事起诉。
然后，拿出早有预备的应急基金——这是 Proekt 成立以来就一直储备的一笔钱。它将用来帮那些愿意离开的记者，在新的国度安顿下来。
同时进行的，是向海外的媒体伙伴寻求帮助，这是重要的资源、人脉和能力。没有这些帮助，Proekt 将无法实现“搬家”，更无法在一个全新国家，迅速设立一个新办公室。
这是这家媒体选择流亡的前两个月发生的事情。
不是所有团队成员都愿意相信这是“最后信号”。更多记者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家。波利娜追忆了那些对话。
“如果你想继续和我们一起工作，那就不要回来。”
“如果你不想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就立刻终止合同。”
“在这里，我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我的责任和良心，都不想让你因为我们的工作而进监狱。”
出乎她的意料，许多人选择离开新闻业，留在俄罗斯。Proekt 本来是一个 20 人左右的团队。而这一次实施的紧急措施，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一半成员就此离开。而对于那些愿意继续去到新国家展开工作的记者，波利娜将她们一个一个送到机场，目送她们上飞机，和她们说再见。
她自己最后一个离开俄罗斯。
“我想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但很多人仍不关心这些事情的重要性。（记者们）有金钱问题、住房问题、办公室问题……这很重要，因为你是会崩溃的。想想看，在一天之内，从自己的家园，搬到另一片土地，在一个整体上充满敌意的新闻环境中，这真的极尽艰难。”
“要帮助找到能和她们说话的人，你自己也要和她们说话，注意每个人的心理健康，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你不能尽早设立办公室（让大家见面），那最好的办法，是让大家先能互相交流起来，你可以把她们安排到一起居住，定期一起吃个早餐。”
当这一切完成后，剩余的团队要保证，能够继续工作。这是她们离开的目的，是她们要保存和夺回的东西。提前思考，开展业务，努力如常。“因为人力减少，加上诸多动荡，可以减少调查和新闻，但不能停下来，什么都不做。”
最后，波利娜给了在场的新闻人一个提示，不要忘记在安全的支付手段下，如“加密货币”的手段之下，向你的观众和读者请求捐款和订阅。
“在俄罗斯，当有人被封杀、或被贴上外国代理人、或“不受欢迎组织”的标签、或被关进监狱、或遭到警方突袭，人们会用金钱来回应。他们不能大声说话，但他们会用金钱来回应，这让你看到你得到了多少支持。这真的很有影响力。它为你提供了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在危机时刻，这份支持非常宝贵。”
我被波利娜的演讲吸引。越听波利娜讲话，越能感到她带有某种强大的气场和说服力——她不是那种只有“大局观”的人。反而，通过她的讲述，你开始理解，她面对着所有记者们要面对的问题。她反复强调金钱的重要性，强调每个人的心理健康，强调要有紧急预案、储备资金，强调异国搬迁的媒体组织要对记者展开的多重支持。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前辈极为罕有。当我面对所有的经济和安全问题时，总是在独自应对。
而波利娜一直在强调金钱、关系、心理健康对于移居海外做记者的首要性。在所有这些以后，才是保持工作，保持勇敢，因为那是你离开的目的，也因为“你不会再一次失去你的国家”。也因为“一旦你选择迁徙，你可能就会永远迁徙”。
Proekt 团队就是如此。她们最初是搬到了格鲁吉亚，但由于俄罗斯的政治影响，团队的一些记者在离开格鲁吉亚开会或出差以后，便被格鲁吉亚当局拒绝再次入境了。波利娜和团队不得不再一次迁徙，迁徙到欧盟境内。她们没有停止工作，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再一次做出了震撼的调查。
“战争以后，我们有了真正有影响力的故事。我们对赞助俄罗斯侵略的俄罗斯寡头进行了调查，其中一些人最终受到了国际制裁。我想，并不是只有我们找到了这些证据，但我们增加了这些案件的线索和文件，这一切都会出现在国际法庭的证据里。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和动力，你终究看到结果的，或者……你的孩子会看到。”
随后的问答环节，于是变得更像是一场记者的集体心理治疗。有来自布隆迪、流亡在肯尼亚的记者分享自己流亡和政变的经历，有来自保加利亚的记者提问……最后，连我这个前记者，也忍不住问了三个问题：关于记者家人的安全问题；关于媒体流亡以后的目标读者是谁的问题；关于媒体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是准备做永远的流亡媒体吗？还是有一天，你和你的媒体，都会回到你的国家？
对前两个问题，她有非常务实的技术型回答，尽管那些回答并不轻松。但在这场危险者聚会的末尾，我只想引用她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都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不能回去。
我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是的，很多人都会想，我想回家，我可能会在五年内回家吧……但设定一个固定的回家时间，这是一个心理的陷阱。
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打算回去，因为我想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生活，并变得资源丰富、足智多谋。
我将继续为我们的观众、读者和全世界的俄罗斯人工作。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我们只能做我们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