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对话”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各方利益，凝聚共识，形成发展合力？我们请来群众、基层政府官员和相关专家各抒己见。希望这样的对话不会停留在姿态上，也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常用方式。
郑振松：河南新密人，给处理投诉不及时的开封市纠风办送“办事最差奖状”
区佳阳：广州人，在微博上发起“征集大拇指撑广州建委”，被网友称为“拇指妹”
王进文：清华大学博士生，曾给山东潍坊市市长发公开信，抗议自家房屋被强拆
谢振华：湖南湘潭县委书记
许 顺：广东湛江市委常委、雷州市委书记
陈家顺：云南沾益县劳动局副局长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谢春涛：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徐 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话题一：公众舆论介入，对群众和政府带来什么影响？
郑振松：从俺开始投诉到送奖状，前前后后折腾了100多天。他们光说“工作忙工作忙”，光说“正在处理，处理好了给你打电话”，每次打电话都扯皮。3个多月下来，俺对纠风办没有信心了，才找媒体。
区佳阳：我倾向于理智、温和地表达诉求，不赞成用过多的舆论压力迫使政府回应。我给政府送“鸭梨”也是一种幽默，希望呼唤大家多关注公共事务。我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地回应民众质疑，我们也有义务帮助政府养成这种习惯。
王进文：我家房子被强拆前半年多的时间里，我聘请律师、发律师函、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等，得不到一点回应。房子被强拆后，我选择公之于众，使政府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但我仍然认为，只有穷尽个人力量，穷尽救济手段，仍不能解决问题时，才有必要向公众舆论求助。而且，这不可能是与政府部门谈条件的最后手段，政府部门是否愿意谈判，仍然取决于究竟是“谁占理”。
谢振华：客观地说，舆论的“围观”确实给基层工作带来了一些压力。一些批评和质疑，也让基层干部觉得委屈。但总的来说是件好事，政府工作人员要有包容心，宁可多听些骂声，也不能尽是沉默声。
基层政府要化被动为主动，既要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又要对一些群众的切身问题“快办理、真解决”。对于不能马上办好的事，也要讲清前因后果。群众是很可爱的，你重视他的问题，他就会惦记你。
许 顺：现在很多农民都知道，有什么事，上网一发帖，有时候比找政府还有用。这是个大趋势，逃避不了，必须去正视它。大部分群众还是很朴实的，真正别有用心、想搞坏你政府的“刁民”没有几个，基本还是先找政府，无奈之下才对外求助，所以首先应该检讨的是政府。
当然，强大的公共舆论，一个县很难顶住。有时候，放大了的公共舆论也会造成一种后果：基层政府迫于压力，满足了个别人的不合理要求。
程曼丽：可以预测，民意借由舆论压力影响基层治理，将来一定会是常态。实际上，这也是互联网时代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面临的压力。我经常给各级政府官员讲课，知道他们都很在乎网上的批评。有人做过小范围调查，各级官员中，最怕互联网的就是县长。
另一方面，这种“常态”其实不正常。媒体往往会“选择性关注”一些极端事件，不少网民发言带着极强的情绪宣泄，无益于真正解决问题。媒体会“选择性关注”，政府不能“选择性解决”。只有畅通常态互动机制，政府才能避免屡屡陷入被动。
话题二：群众、公众和政府如何达到互信？
郑振松：当时俺就觉得心里委屈，也没想会不会“得罪”他们。报道第二天，开封市纠风办，还有公路局、交通局的人跑了100多里路，到这儿来给俺赔礼道歉，钱也退了，态度特别好。所以俺觉得媒体报道能让事情处理得更快更公正，因为媒体不“护犊子”，能监督他们。不过，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事儿，俺还是会先找负责的部门，要是能处理得好，俺就不找媒体曝光他。
区佳阳：为群众办事是政府官员分内的事，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他们有要求？国家有很多规定来保障我们的权利，如果我们不去行使，那跟一张白纸有什么区别？我对政府有信心，我不觉得这样就算是“得罪”。
王进文：如果得到了公众关注，自身便能得到保护，也就不存在害怕“得罪”的问题。很多时候，老百姓要的是政府的一个态度，如果连一个沟通的姿态都没有，老百姓情绪难免会转向对立。
谢振华：政府部门一定要坦诚面对公共舆论危机，要多从自身找原因。群众利益无小事，千万不能只有信息发布和舆论应对技巧，一定要切实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建立长效机制，才能真正取信于民、化危为机。
谢春涛：媒体从业人员，对批评性报道要弄清事实，把握尺度。治域下的群众，要考虑有利于问题解决的沟通渠道，慎重发言。政府要正确对待外界监督，对的，耐心解释，及时通报结果；不对的，认真改正，及时澄清；对恶意攻击或诽谤，可以采用法律手段。
徐 勇：长期以来，基层政府习惯于“我说你服”的单向性治理。外部舆论的介入能改变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力量对比。如果基层政府不重视这一趋势，还坚持以往的思维模式，小事件也会引发大影响。政府要多听取民意，避免因隔阂产生矛盾，因猜疑产生纠纷，因失信产生对立，将矛盾化解于未起之时。
程曼丽：一旦政府拿出诚意，即使问题当时没有解决，大部分老百姓还是会耐心等待的。如果政府既不说，也不做，就会造成双重失信。
要提醒的是，外部舆论介入要避免制造新的对立。一些媒体也要反思，在曝光地方政府不良做法时，为什么有时习惯性“贴标签”，甚至断章取义制造“雷人雷语”？
话题三：群众诉求、公众关切如何纳入参与式治理轨道？
王进文：税费改革后，乡村面临着从“管制”到“自治”的变化。根据我的体验，乡村干部与老百姓打交道少了，比以前疏远了。我最盼望基层干部明确自身定位，不扰民，也盼望他们多提供公共服务。
谢振华：“后税费时代”里，每一个基层工作人员都是老百姓的勤务员。只要真心真意为老百姓谋事，公众舆论不可怕。要摒弃“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太平官”想法。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敢挑重担，不能缩头缩尾，要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政绩来赢得民心。
陈家顺：有个别干部因为怕出问题而有懈怠心理，想着“不做事肯定就不会出错”，这不是长久之计。作为公务人员，上要对得起党和政府，下要对得起百姓，中间要对得起自己的饭碗和良心。不做事，你凭什么领工资？消极怠工也是一种过错。
谢春涛：要应对“后税费时代”带来的挑战，最根本的是真正坚持“执政为民”。这就要求：出台政策、办法前要广泛征求相关群体的意见，尽可能兼顾各方利益；对政策实行的效果要及时评估，并做必要的调整；要注意工作的方法、程序和节奏。
徐 勇：近些年实行村民自治过程中，民意因素越来越被基层干部所重视。与之相比，县乡治理却缺乏相应的机制来畅通、吸纳民意。这正是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大多发生于县乡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也要求村民自治的机制向上延伸，建立和完善县乡民主治理机制。
(本报记者贺林平、颜珂、胡洪江、智春丽、付文整理)
这一年，基层官员、普通群众、公众舆论的三方互动，构成了新型的基层治理格局。窥豹一斑，我们挑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希望借此呈现这个“三方都有麦克风”时代的一个断面，呼唤正确的群众观、政绩观，推动基层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权力傲慢】
局长电话一般群众不能打
7月，一名记者致电福建长乐县环保局局长，局长却说，“局长的电话是一般群众不能打的”。这段电话录音经新浪微博一名网友转发后，引发舆论强烈声讨。这名环保局长随后被停职。
点评：局长愿意接谁的电话，是他自己的事。谁有权利给局长打电话，肯定不是他能限定的。这话里带的情绪，实际是抗拒外部舆论监督。失职了不想被人找到，掩耳盗铃的傻事总有人在重复。权力傲慢掩盖不住心虚。
【信息迷雾】
破坏性试验
12月，合肥包河大道高架桥梁倒塌，正在施工的10多位工人受惊不小，其中1人因手臂粉碎性骨折需要手术治疗。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包河大道高架项目负责人称，这是一次正常的“破坏性试验”。
点评：到底是不是“破坏性试验”，仅凭常识不好妄下断语。公众对公共安全事故的信息需求在加大，但事故解释却越来越难看懂。公众知情权遭遇信息迷雾，有的拿天气说事，有的炫耀专业知识，无非是让人看不到真相，但公众都看出了掩饰。
【民意反弹】
另类锦旗
1月，河南开封市4名货车司机因向市纠风办投诉未果，愤而向市纠风办赠送“为人民服务办事最差奖”的锦旗。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1月，海南省文昌市东郊镇村民向镇政府赠送“村民心中最不作为奖”锦旗。12月，陕西岐山县凤鸣镇村民向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赠送“行政不作为”锦旗。
点评：“你不给我办事，我就给你添堵”。从上网发帖求助，到主动“制造”新闻吸引关注，维权意识不断增强。虽然是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呈现，背后却有让人笑不出来的无奈。而民意的每一次碰壁反弹，透支的都是政府信用。
【职责自觉】
官员卧底打工
3月，云南曲靖市沾益县劳动局副局长陈家顺带领102名打工者来到江苏扬州。一年前，为了实地考察扬州是否适合老乡们打工，陈家顺卧底鞋厂，打工将近一个月，写下“卧底打工报告”。此前，陈家顺还多次到浙江义乌等地考察工厂工作环境，做过养殖员、仓库保管员。面对“作秀”的质疑，陈家顺回答，“我要对得起走出来的家乡人。”
点评：“对得起走出来的家乡人”，这没什么高深的政治理念，只是一名基层干部朴实的职责观。卧底打工，可贵之处不在方法，而在诚意。有了基本的职责自觉，就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敢于面对问题，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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