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蛮子 | 官府曲线获信与“不搞异地监督”

作者：苗蛮子 | 评论(0) | 标签:时事观点

在我们这里，获取资讯方面所存在的“灯下黑”现象，无疑颇具“中国特色”——人们对本地的所谓“负面信息”的获取途径，往往源于外埠媒体，而且在时效上原本具有先天优势的本地居民，却往往滞后于外地人士。比如，山西省最近通报了去年多起突发事故迟报案，其中忻州市新高乡一起造成9人死亡的山体滑坡事故，市政府在24小时后才从新华网上得知消息。

就忻州山体滑坡事故而言，上一级政府尽管“后知后觉”了些，但毕竟还是从外埠网站知晓了这件事。如果市政府不上网，如果外埠媒体也自觉深刻“领会”湖北省常委会最近对辖区媒体所提出的要求——“不搞异地监督，不搞跨省监督采访”，哪怕眼皮底下的动静闹得再大再响，事故再怎么惨烈，恐怕也难以与上级主管部门产生交集，由此而呈现于本地报章或领导文件中的，要么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要么是形势一片大好的和谐局面。

忻州市政府通过外埠媒体知晓辖区内发生的重大事故，无疑是对“不搞异地监督，不搞跨省监督采访”这一谬论的有力反证。换句话说，上一级政府这种“曲线”获取辖区内资讯的现象，再一次彰显了媒体异地监督之于当下中国的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媒体监督的范围本无“异地”和“外地”之分；而且，即便突显出“异地监督”，也并非否定“本地监督”的存在及其作为，只不过这种力量较之前者更为有限、更为微弱而已。显然，对媒体职能的这种颇为无奈的区分，实则是中国媒体自身境遇的悲情折射。

不必讳言，中国语境下，较之异地监督，本地监督的“天花板”显然更低，甚至已被我们踩在脚下。当然，本地监督是可以有的，但这种监督，在很多时候只能充当“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甚至只唱赞歌的角色。而相对的，异地监督的空间就大许多。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异地监督”，就没有舆论监督。本来，媒体本地监督因束缚多而难有作为，而“异地监督”也仅是一种次优选择，如若异地监督、异跨省采访的大门都被堵死了，无疑让原本就很逼仄的舆论空间雪上加霜。

媒体监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媒体的监督权实质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利，是代表公众行使的一种职权。媒体秉着事实求是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报道真相，既是其职责本分，也是发挥媒体作为社会加压阀的功能所在——尽管媒体的监督作用有限，但在舆论压力下，公众的诉求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而不搞异地监督、跨省监督采访，不啻于画地为牢，这是违背时代潮流的倒行逆施。毫无疑问，此举不仅是对民众日益增长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之诉求的公然践踏，而且也是在哄骗上级，令上级部门成为“信息匮乏的冤大头”（吴思语）。无疑，忻州市政府“曲线”获取资讯，以及当前普遍存在的突发事故迟报现象，正是此中的明证。

地方权力封堵言路、拒绝异地监督的理由，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添乱”“制造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等等。显然，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实质不过是块遮羞布，其目的无非是：人为制造大好和谐局面，以便于向上邀功请赏、加官封爵；乃至于，有的地方官员本身就和所谓的“负面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不搞异地监督，无疑为问题官员开脱罪责设置了一道坚实屏障。显然，在一个信息被权力垄断的“王国”里，权力的品性如何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