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从“狼爸育才”看惩罚式教育

　　这几天，在网络时而看到有关“狼爸”教育子女的议论。那位以“棍棒教育”闻名的父亲并没有以狼自称，他只是说，“我4个孩子中3个孩子先后考上了北大，我想把自己的家庭教育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据说他还完成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书稿，并起了一个相当彪悍的书名——《“打”进北大》。

用“狼”来称呼棍棒教育，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古代斯巴达人以严厉的体罚教育闻名，培养的是凶猛、顽强的战士。尽管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有所好感，但他在《政治学》中说，在教育中首要的是“荣誉而不是动物般的凶猛，因为从事高尚冒险的是好人，不是狼”。按亚里士多德的标准，斯巴达教育培养的是狼，而不是人。历史学家迈洛（H.R.Marrou）评价道：“斯巴达的理想是一个军营里军士长的理想。”即使以斯巴达自己的标准，这也不是一种高尚的教育理想，难怪有人说，斯巴达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士兵“只知如何服从，却不懂如何指挥”。

体罚的教育是为了按一个固定的模式把儿童培养“成才”。在“狼爸”心目中，“进北大”便是成才的标准。他很自豪地宣称，他实现了“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的目标，而成功的结果证明了手段的正确。今天，这种以结果论手段，为取得结果不计手段的心态和做法，几乎处处可见，岂只是“狼爸”一人？

说起成才，传统教育有这样一种说法，人分三等，上等的是自成才，中等的是打成才，下等的是打不成才。“狼爸”说，“我为孩子们定下了死规矩，只有完成作业，才可以休息，作业完成不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狠狠地抽打。”就算他进北大的三个子女可以算“成才”，也不过是比那些打不成才的稍强一些而已。

更何况，进北大根本就不等于“成才”。且不说学习做人和当好公民的道理，单单就获得知识而言，如今是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高中毕业，不管进了什么大学，完成的都不过主要是“前教育”而已。前教育是一种性格、品格、秉性和习惯的教育。前教育就像是耕地,教育就像是播种,不能不先耕地就播种。好的前教育往往是缓慢有序、持续不断、悄然不觉的，它渐渐渗透到儿童和少年的心灵里，让他们长大后，能够在不强迫的情况下，以自由意志选择来为自己言行负责。对此，儿童教育者们曾经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

例如，约翰·洛克在《教育片论》中建议，从小培养儿童一种“温和柔顺的意志”。从小在打骂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要么就是因为习惯了被人暴力驱使，因丧失意志力而难以摆脱奴性；要么就是变得强烈反弹、性格扭曲、暴戾残忍，根本不可能温和柔顺地对待他人。洛克认为，养成“温和柔顺的意志”，对儿童一生都有益处，“这种意志对他们而言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它将伴随他们一生。……这种意志可以帮助幼童避免一切无理的反抗和不满。惟一应该注意的是，要着手得早，坚定不移地加以执行，直到幼童的畏惧和尊敬的心理出乎平常。”

父母教育子女，不管手段如何凶狠，没有一个不是说为子女好的。这就像一个暴君治国，都说自己是出于最良好的意愿。但是，在家教中，严厉必须要有一个适度，否则，子女的顺从和服从就会是出于恐惧，而非真正的敬畏。持续不断地需要打骂教育，这已经说明早期的自然敬畏培养归于失败。洛克说，子女对父母的自然敬畏之情应该从小建立，“否则将来要花费大量的力气和鞭挞才能弥补，而且鞭挞得越多，耽搁就越久”。

严厉的惩罚可以产生一时的教育效果，但这种效果如果必须由外力维持，最终不可能真正有效。斯巴达的惩罚式教育使得斯巴达人能吃苦耐劳、意志坚韧、生活朴素，遵守纪律，一时似乎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楷模。但是，斯巴达的美德是在外力的强大胁迫下维持的，历史学家威尔金斯（A.S.Wilkins）发现，斯巴达人的遵守纪律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常常是，斯巴达的领袖和将军们一旦出了斯巴达，他们所谓的斯巴达精神和道德一下子变得荡然无存,“斯巴达的将军们一有机会走进外面的世界，他们从小教育中的那种简朴和鄙视奢侈就会荡然无存，他们贪赃受贿，对金钱极其贪婪，简直盖世无双”。惩罚式教育会激发“补偿式自由”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后果则完全是狼式教育根本不可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