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经济学家似乎有点成见，那些有点名气的经济学家，每每都很牛气。在社会科学圈子里，人们都说经济学是帝国主义。但真像帝国主义的，倒是经济学家，讨论起问题来，对别的学科的人往往不屑一顾，经常话都没听完，脸上就洋溢着不屑的神情。话一出口，光那气势就吞了你。但是，茅于轼先生不这样。
我跟茅老打交道不多，几乎每次都是在学术或者准学术的讨论会上。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总是很用心地在听别人的发言，如果发言涉及他，他听的就更仔细。有的时候，批评他的人几乎就是大批判，在我看来就是无厘头的人生攻击，但茅老也依旧仔细在听，有时候还记上一两笔。记得有一次，茅老刚刚发表了他的名言——为穷人做事，为富人说话。一个小型的讨论会，讨论的就是茅老的这句话。在会上，攻击的声音很响，一些从来不为穷人不做半点公益的人，放肆地批评茅老就是富人的代言人。还说，富人的钱都来路不正，他们都有原罪。茅老似乎一点都不生气，只是辩解说，他说的为富人说话，是指那些遵纪守法的富人。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茅老刚才的话是有点问题的。中国是个特殊的国家，是一度不能让人正常致富的国度。臭名昭著的投机倒把罪，也就是刚刚取消没几年。我很难想象，很多犯过这个罪名的人，是真的有罪。这里不是善法恶法的问题，我们曾经处在一个很长的非常时期，在那个时期我们每个人都没办法正常生活，处于一种精神病的状态。所以，现在我们不能谈企业家的原罪，因为当时制定的法规，比罪还罪。按过去的恶法，也没有几个富人能够做到完全的“遵纪守法”。我们首先要保护所有的私有财产，在没有证实这些财产是非法所得之前，企业家都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同时，我们也是该为他们说话的。茅老的话，一点都没有错，用不着修正。我发言完了，茅老马上表示，对我把历史划成非常和正常时期的说法非常感兴趣，他收回刚才说的话。在我的经历中，像茅老这样资格的学者，能当场对一个后生小子表态认错，这是第一次。
后来又有一次，茅老对大学教育发声。说学费应该进一步提高，贫困学生的问题，用高额奖学金来解决。我跟他说，理论上你的意见没错，但中国的大学特殊。我们辨别贫困生的系统是一套官僚体系，一个可以舞弊的体系。如果大幅度提高了学费，真正的贫困生却未必能拿到奖学金，高额的奖学金都给有权有势的人家的孩子拿走了。在我跟他仔细讲了大学的现状之后，茅老也同意了我的意见。
其实，经济学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学科，在茅老擅长的领域，他的意见绝对有好些真知灼见，而且振聋发聩的。像我这样的外行，能读懂已经不错了。偶尔出一点纰漏，也无非是百密一疏。但是，只要他弄明白了情况，觉得真的是自己错了，就会马上承认。这样的气度，这样的谦虚，在他那一辈学人中，绝对是凤毛麟角，在经济学家中，更是独此一家。茅老是学工科出身的人，即使做了社会科学，也像一个工程师一样，做事钉是钉铆是铆，一丝不苟。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矫情，不掩饰，更不怕丢脸。非常谦和，也非常率直。这一点，茅老跟所有的同行，都不一样。
后来，看到了茅老送我他的自传。感觉即使写自己的生活，茅老也是这个风格，有什么说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完就搁笔。有的地方，每每令我忍俊不禁，但当时写这些内容的他，恐怕却未必觉得。不一样的茅老，是一个可爱的茅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