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一次余杰。
2003年冬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查资料。当时适逢服务中心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我顺便帮着做点海报设计等杂事，也听演讲，见到不少国内外学界名人、学术泰斗。并不觉得这些热闹和自己有太多关系，过后回到乡下的家，大多见过的名人，都速速忘记了。
临走却有件事情给我留下较深印象。那是最后一天，朋友对我说，晚上龙应台要来演讲，演讲前东道主要请她吃饭，朋友受邀也邀我同去。久闻龙应台大名，煞是好奇，就高兴跟去了。席间都是能说的，我不必说、可以多吃，还满足了近距离观察龙应台的好奇心。原来以为，在台湾民主化之前一把把烧着野火的龙应台，总是个强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可眼前龙应台完全不是：被一群陌生人关注，她并不自在；对下面的演讲，她好像还有点紧张。
会场是在中大邵逸夫堂过厅，并不大。这是中大无数讲座中的一个。东道主为打开学生视野，请出名家，周五下班后，再为学生举办沙龙式讲座。据朋友介绍，龙应台这样的名人来，学生应该趋之若鹜，可惜事前宣传不够，这次只六十来个学生。另外，还有七、八个恰好撞上的外来访客，其中就有余杰。我原来就听说过他，那天下午遇到，我们只匆匆交换联系信箱，并没有时间聊。
龙应台讲自己在台湾“文人参政”的体会，补充了我对台湾的了解，很有收获。提问她也回答得从容。屋子中间有架钢琴，其间还有个女生为大家演奏，可见东道主营造气氛的苦心。不久，我见旁边的余杰高高举起手来，向龙应台提了令大多数人意外的问题，大意是：你为什么只批评台湾政府而不批评大陆政府？为什么不写文章评论“六·四”？问题显然令东道主尴尬：问题和演讲无关，纯属个人批评，如同主人请了贵客，又当众给客人难堪。主持人陪着小心问：能不能跳过这个问题？立即有人反对。
龙应台表示愿意答，她提到自己分别用中英文写过有关六·四文章，可能余杰还没机会看到。关于是否批评大陆政府，她说，今天的听众提问都局限在演讲内容，并没有机会牵出这个话题；假如泛指以往，她并没有回避批评，但也确有顾虑：身处大陆之外，批评得再尖锐，自己也没有危险，如此反而犹豫，不愿轻易“表现勇敢”充当英雄。接下来短暂休会时，余杰离开了。看得出他没被说服，周身是情绪。散会已是深夜，第二天一早我就离港返美，还没到家，信箱里已有一封余杰来信，原来是继续批评龙应台的长文。我也不知如何回信好。当时余杰已是基督徒，我只是泛泛提醒：基督徒当以谦卑为本。他没有回信。
再往后这十年，断断续续看到他的消息：时而引出争议，时而有新文新书问世。我想，余杰年轻，因才华而气盛，定会渐渐成熟，我没有太多关注，自己距离外部世界本来就远。
今年回国，听到余杰最新消息，吃了一惊。这新消息其实是旧闻，是去年年底的事情，他被抓，被以最残酷方式羞辱殴打，很严重。今年年初“出来”，沉寂很久。待他的故事一点点外传，已是过去近一年的旧事，可对听的人来说，居然是新闻。此刻回想香港往事，当时没把他的险境看作不可忽略的背景，可能不够公允。
在这里回忆和余杰的短暂接触，想说的是，一个你见过的人，有过一次交换意见，他出事，感觉就会很不同，你会难以置身事外。
可是，好像“出事”要变成常态。在香港见过冉云飞，我不善言词，就没聊几句，只记得他圆圆脑袋笑容有点天真，听说是个喜欢琢磨四川历史的读书人。对他一直有点愧疚：那天他演讲，我因急事和朋友一起中途退场，本以为有机会道歉，他却再没出现。我们没有联系。那天有朋友写来一句说：冉云飞被“请喝茶”了。我回说喝就喝吧。心想喝茶他都喝惯了吧。后来上网一看是刑拘，就差点就跳起来，开始在网上焦灼地跟踪进展，幸好最后看他平安回家。我还遇到过艾晓明，本来远观她的劲头，也以为她是个“强人”，结果，看到一个极天真开朗简单的人，我们投缘，也聊得多点，惦记就深。前一阵，她麻烦连连，中山大学的住处，锁眼被人灌了胶水，还骚扰不断。究其原因，还是她写文章拍纪录片冲过了界限，一个主要动因，是她的好友谭作人莫名其妙被判了五年。
我和朋友一直对艾晓明软硬兼施，试图拖住她至少留在原地不再往前。我们明说了：不是为你，你要是冲进牢去，不是逼我们做朋友的去为你呼叫？岂不是拖我们下水？你凭什么改变我们的轨迹，我们原本可是想当一辈子俗人的。可是，料艾晓明会说，谁拖了我啊？不见得回她说，是谭作人。我们只好哑口无言。
顺便说说，跟着艾晓明冲过线的，还有个年轻女士，据说她原来一直拍着一点不犯忌甚至有点小资的文化片，只是阴差阳错，和谭作人夫妇做了朋友，就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命运一把拍过了线，结果自己也沦为绑架殴打的目标，这一来，更没有了回头路。
不止是熟人，还有未曾谋面的，也会觉得忘掉很难，我在艾晓明纪录片里看到谭作人，他的来路，他的父母和生活轨迹，我再熟悉不过，平平凡凡一个人，置换一下，也可能就是你我；还有张洁平报道的嘎玛桑珠，他和他的妻子，你没法忘记，说起来，我们都干看着，无能为力；还有，海莱特·尼亚孜，试图预防暴力冲突，却反被判了重刑；还有陈光诚……他们都有亲人、朋友和族人。他们四周的一圈人，都被从正常的生活中拖离，猝不及防，身不由己。
我看着谭作人十九岁的女儿，穿着印有她爸爸头像的T恤衫，一个人出去“散步”，不就因为这是她爸、她无以躲避；她的同学打气说，“谭爸爸加油”，不就是看到同窗好友家里有难，不可能不关心；而这位“谭爸爸”，不就是想到倒在豆腐渣校舍下的孩子，心有不忍、想给他们留个名：那是他的家乡，那是他的乡亲。
我想说的是：再温和不介入现实政治的人，在某种情况下都会无法置身事外。 这只是人之常情。
我想，余杰事件是一个标志。因为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介书生。事情可以如此发生，而且发生在京城，他可以被暴力碾压，碾压得无所顾忌，这是一个残酷现实的标志。以此可以推想外省、推想边地、推想为什么山东临沂公路的那条生死线可以久久存在，也可以推想专制和法西斯化的孪生关系可能走到哪一步。
对社会稳定最具杀伤力的，是司法不公。它会毁掉人的安全感和对社会的基本信任，在少数民族地区，更无疑会带来种族仇恨和族裔冲突。而镇压其实是对法治的彻底抛弃。在海莱特·尼亚孜被判刑的时候，我曾经试图再一次指出司法不公的危害。而现在，一系列绑架殴打，发展到余杰事件，正在嘲笑此类天真：早已不谈司法，也不是文革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是无须费力寻找任何罪名和借口，黑进黑出，对异议者干脆以暴力直接扼杀了之。
我曾经写过，纳粹的崩溃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假如它不打出去，只是关起门来，悄悄建立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犹太人唯有死路一条、任人宰割。
法治是对一个现代国家的衡量标准。假如是知识不够经验不足而导致司法不健全，可以逐步完善；如果是决心摒弃法治，横下心来把一个公民群体彻底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任权势宰割，那是纳粹德国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在这样的国家，歌舞升平下，没有人真正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