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外交学者》 为什么大陆担忧香港？

爆竹是香港的农历新年庆祝的必备。但是今年，爆炸性的玩意儿似乎多于往常，即使在龙年到来的喜庆日子里，围绕香港在中国的地位问题的激烈争论使香港与大陆之间的关系陷入十年来的最恶劣状态。

在港人和大陆人的争吵中出现的动物可不是龙。触发点是1月份，北京学者孔庆东在电视节目中辛辣地把香港人称为”走狗”和”畜生”，他这么说是为了回应香港大学的一份民意调查，调查显示自从1997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自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香港人的比例达到了最低。

孔庆东的言论尽管富有挑衅意味，却反映出北京对香港坚持想置身于中国主流之处的态度感到失望。他的言论引起了香港社会相当多人的激烈反响，后者认为对大陆的影响力应当予以抵制而不是欣然接受。自英国退出以来，香港有些人觉得受到”一国两制”潜移默化的侵蚀，为此感到不安。”一国两制”的框架本来是想让这一回归可以保护香港人珍视的权利，如言论自由、抗议权和独立的司法。

最近，这些担忧又增加了人口方面的顾虑，因为大量的大陆人移民到香港，尤其是孕妇（大部分是合法的）到香港产子，以便让孩子自动获得香港身份，这已经引起了大量的港人的警惕。在《苹果日报》——香港更为敢言的报纸上登出一幅全页广告，称要让这种”产子潮”终结，也更为直观地表现出了这种焦虑。这幅广告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示出一只巨大的蝗虫对着香港虎视眈眈，好象素质低下的大陆人要永远占领香港的形象。

对香港进行自治，同时要向北京汇报的香港政府已经给出了今年可以到港产子的名额限制（从2011年的40,000下降到了34,000，差不多是香港每年新生儿数量的一半。）但是，如果不是下达直接的禁令，只是更严格的限额控制看来就是对公众呼声的回应，那么那只恶名远扬的蝗虫对香港的政策制定人来说和看到成百上千的孕妇在1月的寒冷天气中游行一样令人震惊，她们是抗议要和大陆的产妇一起抢本港的急产室的。

香港是一个医疗资源有限的人口密集城市，对大陆孕妇赴港生子现象的担忧切合实际，而其实也有可操作的解决方案。不过，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公愤，是因为它表明香港人渴望保有的独立感——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社会方面的——受到挑战。假如北京不给予香港它迄今为止始终不愿给予的政治保证，香港政治家就更加难以缓解这些忧虑。

香港的担忧起源于它明白其命运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大陆政治家的手里。北京始终未阐明”一国两制”时期结束后香港何去何从。因此，香港人不确定中国统治者是乐于让这座城市保持、或许扩大其有保留的自由，还是早晚会逐渐终结香港置身于中国体制之外的半民主状态使之进入社会和政治常态。

香港人对大陆的怒气正是这种不安全感的体现，这既不新鲜，也不是零星才浮现的。问题的部分症结在于香港要捍卫一种处于演变中的身份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戈登·马修斯（Gordon Mathews）指出，香港的经济繁荣曾经是这种特性的主要特点，但中国自身的经济成功模糊了香港的经济自我形象。他解释说：”20年前，大陆中国人被认为是乡巴佬，而现在他们被视为新富——这是怨恨的根源之一。”

对乡巴佬如今成为新富的仇恨在上个月的另一事件中也表现出来，香港的Dolce & Gabbana商店的警卫对当地顾客毫不客气，（而对陆客恭敬有加），这种歧视性的做法也引发了争吵（大概是警卫知道如今本地人没有大陆的老表有钱了。）

因而，香港对大陆人的看法成了各种碎片化的狂想，其中既有乡巴佬，也有富家哥，而它自己则认为不属于光谱的任何一头。这种文化冲突在一系列港人和陆客以牙还牙的网络帖子中被彰显了出来。数百万的人读了这些帖子。除了阿谀奉承，一家大陆人在地铁里吃面也不知不觉地挑起了冲突，香港地铁中不允许吃东西，且被认为是不雅行为，对港人来说，这是大陆人粗俗的典型例子；而对大陆人来说，这是香港人势力的体现。

随着中国大家庭的这两个分支彼此适应对方的期望，随着两个社会之间的不平等逐渐扯平，这种磕磕碰碰可能会渐渐消失。不过，假如香港公民觉得有政治力量按自己的意愿建设和管理这座城市，那他们可能会更宽容大陆的瑕疵。马修斯说，现代香港特性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座城市觉得自己在政治上有别于中国大陆。”香港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不完全民主，但接近于是一个民主实体，而大陆不是，”他强调。这种政治上的不同正是香港所珍视并想要保护的。

马修斯认为2003年抗议”反颠覆法案”是香港在后殖民时期的重要的自我彰显。那一次，数十万民众上街，成功地阻止了可能会削弱公民自由的措施出台；中国政府后来承认香港的公众有自己的红线，后来对于要收回《香港基本法》已经承认的权利的企图就更加小心谨慎了，该法是中英在交接时确认的框架。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对香港现代特性的奠基作用不大，比如说，香港还没有象台湾那样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民主政体。而这些日子以来，南中国的民主信号也很难说是香港，倒是离广东100英里的沿海村庄乌坎在忙于选举他们的新的村领导，而这是在他们以武力驱逐了腐败的前村领导之后发生的。三月即将进行的香港特首选举看起来则更象是寡头政治。一个1200人构成的选举团体将决定谁当选，而没有谁被普通港人认为会加入民主元素，民调显示，普遍的观点是北京的”阿公”会指定当选者。

然而香港民主轨迹的前景的确至少比中国其它地方更有希望。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当地的选举是自由公开的，立法局直选成员的比例不断上升。另外，据了解，北京将从2017年开始允许香港普选特首，尽管中央政府仍有可能决定谁能入选。

但岭南大学教授、香港政治和社会问题专家何泺生（Ho Lok-sang）表示，香港人未必会对这种安排过于不满。他说：”（把票投给经北京审查过的候选人）不会完全让香港人满意，他们希望整个过程都是开放的，但他们非常务实，深知那是不可能的，香港人重视稳定甚于其它一切，他们不希望有一个不受北京信任的特首。他们认为稳定和安康比民主更重要，香港在本性上是非常务实的，不那么看重意识形态。”

乌坎的事态以及中国自身即将到来的领导权过渡或许最终将影响着北京在今后十年里会愿意给香港增加多少民主。不过，北京的新领导人应当明白，与确保循序渐进的政治进步相比，香港人更在意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何泺生说：”主要关注点是法治，这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观。人们关注贪污腐败，关注新闻自由，关注警察对游行示威活动的处理。我敢肯定，香港人宁可要法治而不要致富。”

眼下，香港需要一些切实措施来保护其基本资源不被过高的人口负荷压垮。过不了多久，它还需要一些政治措施来支持它最重视的自由。香港需要北京表明它是关心香港的。作为回报，北京会发现香港远远没有那么害怕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不再认为蝗虫即将来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