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俞正声同志：
您好，但我很不好，我的家庭也很不幸。我是一名癌症晚期病人的家属，一个身心俱疲的儿子，一名对党无限忠诚的青年党员。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勇气写下以下的内容，而且还是通过自己公开的网络帐户的方式向您说出下面这些话。
我的父亲自去年年末不幸罹患肺癌以来，我和我的家庭经历了惊愕、痛苦、百般努力到绝望，短短两个月间人间所有的不幸都砸在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身上。在精疲力竭中，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我的父亲，一个只有59岁的国企待退休工人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肺癌晚期并发脑转移。
在这里，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个不幸的人，我的父亲。他24岁顶替我的祖父，从江苏老家来到上海这座大城市，进入一家国家二级企业工作，45岁时单位效益不好，他主动待退休，为国家减负，还自食其力从事个体经营，作为一位纳税人为这个国家的GDP做出着一份贡献。他或许不是一个模范的好丈夫、好父亲，但正如这个城市中的每一个奋斗者，他努力去做好他的社会角色；他酗酒、他抽烟，但他用自己的双手攒出的金钱供养了一个硕士研究生，让这个孩子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他只是一个老百姓，却鼓励自己的孩子在思想上上进，在做人上懂礼仪知廉耻；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却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候，还让自己的孩子站好自己的三尺讲台！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可他却承受着生理和心理上极大的痛苦！
上面的话语，只是想告诉您，我和我的家庭是上海600万普通家庭中普普通通的一个家庭，一个自力更生的父亲，一个退了休的母亲和一个刚刚入职工作的青年教师！我们不是特困群体，我们也不是特权阶层，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康之家。
可是，当病魔击倒他的时候，一切都让我和我的家庭措手不及。在困境中，感谢我们的组织，不论是父亲单位的留守处干部，还是我现在供职的学校党委，还有社区街道，都对我们伸出了援手，让我们体会到了这个社会的温暖和关爱！
但是，在阳光背后的阴云却让人心寒、困惑和痛心！
我永远记得当我们被长海医院强制出院，却又因肺科医院不接受病人而被迫回到长海医院急诊大厅时的困惑，在医院互相推诿中的不知所措和无助；我永远记得120 急救车上随车医生的“善意提醒”——“你们XX医院有人认识吗？有什么关系吗？没有的话，急救过去了也是没有办法的”，这让我困惑；我永远记得社区医生随访电话中的提点——“现在病房很紧张的，即便是社区医院也是，如果你想让你爸入院，就要隐瞒病情，否则没有任何医院会接收他”，一个为国家建设工作了一辈子的人竟然因为生病而无法入院治疗，甚至要靠谎言才能有机会入院治疗，我真的很难过；我永远记得肿瘤医院候诊室中“医托”煞有介事地诓骗病人去所谓“专家”处咨询，而院方却熟视无睹；我永远记得我一次次应医生要求去医院外购买各类自费药物，连医生都推荐所谓印度产的肺癌特效药，这让我对我们的医疗保险制度困惑和痛心；我更永远记得自己和家人，为了父亲能有个医院治疗，动用了各种人脉关系“走后门”，甚至不惜学习社区医生的建议，说出一个又一个谎言，送出一个又一个“感谢费”和“谢礼”，我是一名党员，我知道这些都是不正常的，可作为一个儿子，我必须为我的父亲做这些！
我的记忆已经被该死的“永远”给填满！我真的不明白我们的党和政府究竟能为可怜的癌症病人们做什么呢？
为了方便俞正声同志和领导同志们了解我们癌症晚期病人家属面临的问题，我将提炼为以下四个具体诉求：
其一，为癌症晚期病人提供一个有尊严、稳定而安全的就医环境，至少保证他们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不用因为无处可去，而在家人的怀中含恨离世！
其二，完善对于癌症晚期病人的用药保障，减轻患者家属的经济负担，避免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在上海这座中国最现代化城市中出现！
其三，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对癌症晚期病人及家属进行心理辅导、陪护提供等慈善服务或志愿者行动，让癌症晚期病人及家属不再因为“少子化”带来的家庭陪护力量薄弱和不专业而吃尽苦头！
其四，严厉打击非法医托和高价医护用品推销给病人带来的二次伤害，提供正规安全、价廉物美的医疗用品销售渠道，保障医院陪护的服务质量，让病人和家属不再为此担忧痛苦！
上述只是我，一个青年党员教师的一时之言，可是却是字字辛酸，句句泣血！
我也知道这封所谓公开信极大可能石沉大海，可是我不想让这段回忆淡忘，更不想自己因为这段经历而质疑否定自己一直以来的政治信仰，一直以来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我们每一位党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终身的，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
当然，我现在迫切希望有人能告知如何让癌症晚期病人能有个安稳的临终之所，如果您知道，不论您是谁，请您和我联系，我的联系方式是：
秦岭 13761029448 （任何时间短消息联络皆可，中午12点至下午1点午休，下午4点以后可电话联络，谢绝一切推销）
在此我作为一个儿子向您表示感谢。
最后，祝每位读到此文的同志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此致，
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