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东亚，李光敏
来源：《凤凰周刊》2012年6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2 16: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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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场丛林”升迁难

　　量化考核及“一票否决”，尽管残酷，但有规可查，肉眼可见。“最麻烦的是，你真正选人用人的时候，暗中还有另一套标准，这种不确定性，最折磨人。”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

　　如果没有触及腐败红线，官场最隐性最深层的压力，是对自身前途的焦虑。

　　致力于中国地方官员治理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周黎安认为，组织基础上的稳定利益集团导致科层制链条间的信息传递不畅、甚至失灵。因组织规模庞大，能力、忠诚诸方面信息微妙，中央政府很难彻底实行有效的人事审核、监管和任命。这些问题存在于所有的科层制组织中，但在中国庞大复杂的政府组织内部，这些问题由于其巨大规模、复杂结构、垄断地位和制衡机制的缺失而被放大和加剧了。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过调查，发现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并由此导致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

　　记者接触的一位基层干部表示，现在的考核系统看似设计得很复杂精密，但评分主要靠印象，而且不记名的。最终结果都是组织部在看。评分低了，也没人去查，即便评分高，最后也不一定上得去。其中的奥妙在于，关系比能力更重要。

　　一位熟悉官场人士认为，大家挤破脑袋升官，可是这升迁路不是一条坦途，而是看谁独辟蹊径，每一个小路弯弯曲曲的地方，就是一道鬼门关，可能是政治斗争，可能做别人的替死鬼，还可能是看不见的大陷阱。如果这是一条大路，竞争的路上也会有压力，但这种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失败了再来。但那小路上，栽了就再也爬不起来。

　　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曾坦言，在现有体制下，凭省委书记的权力决定副厅以上的领导干部“绝对没有问题”。“我要看中了谁，一般操作是这样的，把组织部长叫过来，说我上一次在某某地方见到那谁，感觉他思路不错。其他都不要说，这个话朝这个地方一落，马上组织部会按照干部任免的程序去考察，然后会拿到常委会上来讨论。”

　　因为个人的升迁不依赖于体制法定标准，而是依赖于某位上司的政治信任。这种情况下，无法统一归纳的种种利益链条由此而生，每一个人都在处心积虑地获取政治资源。新来者破路而上，必须交结一道道权力屏障，这些位置上的人必须逐个打点。在这个只能存量调整而无法增量供应的非市场领域，同级官僚之间的倾轧，上下官员的联动，便像一幕幕戏剧上演。

　　官员“角色分裂症”

　　学习、应付官场内的各种规矩，自然一直是官员们最主要的压力来源。但随着国家治理模式由中央和地方官员协商为主转向政府与民众互动为主，官员们的外部社会压力也迅速攀升。

　　2011年11月25日晚，5名官员坐在武汉电视台演播厅的嘉宾席上，神情颇为紧张。这是一个名为《电视问政》的直播节目现场，当晚的主角，是武汉市城管局局长李记泽。整场节目，他遭到多达四次炮轰，观众纷纷对他举起了表示“不满意”的苦脸牌。尴尬的李记泽现场冒汗。电视问政后，当地媒体报道，李记泽连续几日奔波于几个曝光问题现场。

　　这次电视问政共进行了4天，武汉市共计16名官员参加，其中包括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公安局局长和一名副市长等4名市级官员，另有市直房管、城管、监察、交委和建委等局长(主任)和部分区委书记、区长参加。问政人则为30名从武汉市各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网上报名的市民代表。

　　在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看来，观众连连竖起哭脸牌，正反映了当下老百姓对官员工作不满意。在媒体不发达的时代，老百姓反映什么问题，负责任的官员可以就问题解决问题。但如今，上有各种一票否决的紧箍咒，加上舆论监督，很多官员在解决问题、应付上级和应对媒体间疲于奔命。

　　动员体制的存在，本需要使下级不惜成本地实现上级任务。但社会基本面的快速变迁，难以再通过行政命令动员群众来无偿地完成任务。官员们进入了走钢丝的逼仄时代。一面有来自上级领导的指令，一面是群众的要求;一面是党的形象，一面是媒体记者的“长枪短炮”……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多发、频发的情况下，要做到各种因素之间的平衡，对官员的政治智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

　　一个西部地区乡长对本刊记者表示：每天主要工作是三件事，一是当“三陪”，应付各级领导视察;二是保发展，其实主要是造假，中央确定GDP增长8%，到省里就变成10%，到乡里自然就成了12.5%;三是维稳，稳定压倒一切，闹出事要一票否决。

　　在转型期中国，一些特定角色的官员群体处于风口浪尖上，需要时常面对自我的内在冲突。

　　维稳职能的部门首当其冲，其中排第一的又数信访部门，有的地方变身为负责的“综治办”，汇入公安、法院等强势部门力量。在“压力维稳”和“运动式治理”的模式之下，矛盾很难疏通，不仅社会遭受重压的苦楚，就连权力施行者如同锤子一锤下去必然遭受反作用力一样，也同样反向迎接种种压力。

　　该乡长抱怨，一些地方对基层不仅实行严格的考核，还运用经济手段来制约，要求基层每年缴纳数十万元的保证金。如果发生大规模集体上访，不仅要对基层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公安、信访部门负责人进行通报，还要按规定扣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

　　河南某市信访局干部回忆起当年接访的那段经历，可谓刻骨铭心。那时候，经常是“眼熬红了、嘴磨破了、腿跑细了、身体瘦了”，仍不能得到部分上访人员的理解，遭遇围攻、谩骂等尴尬情况时常发生，搞得自己常常血压升高，着急上火。

　　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另一个经常碰撞冲突的切面，是新闻宣传部门。本刊曾专题报道过大陆最具争议的宣传部长——伍皓。这位有着广泛关注度的云南红河州宣传部长普遍被认为是具有开明思维的官员，他在处理“孟连骚乱”和“躲猫猫事件”中都力主信息公开，不过，他也仍有另一面，职责所在的他同样致力于“钳制媒体”，通过新的手法实现对媒体的精细化控制。

　　政府新闻发言人，身处张力的风口浪尖。这个岗位必须让扑面而来的监督、质疑满意而归，又同时须做好背后体制运转逻辑的代言人。

　　在“7·23甬温线特大事故”后成为众矢之的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犯错”之前一直处于压力紧绷的状态，知情人透露，他甚至很少说话，居家不外出。在铁路王国的积弊爆发下，王勇平进退失据的几句话，让公众情绪找到了突破口。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应用心理学专业博士龙立荣认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官员在各种社会场景之间的角色频繁转换，很多时候不得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们的内心世界常常被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体系撕扯。

　　免责基本靠运气

　　为缩小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错位，近些年中央政府强化了官员问责制。“现在的问责很厉害，煤矿塌了，出车祸了，一连串官员就地免职。不过，问题是现在做什么都成了问责。”黄华说。

　　“公众要求政府官员负责是有道理的，但他不可能对哪个学校的屋顶漏水也负责。”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说。

　　2008年，《昆明领导干部问责办法》实施后的首例问责事件，引起当地媒体大肆报道。呈贡县投资促进局一位蒋姓副局长，因为在昆明市招商引资的专题讲座上睡觉，被时任昆明市市委书记仇和点名批评，很快被勒令辞职。

　　之后，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表示不解，“官员开会睡觉问什么责?有纪律处分条例，该怎么处分怎么处分，与问责无关。”

　　他介绍，根据国际惯例，问责一般属于政治层面的安排，那些负有决策及政治责任的官员才是问责的主要对象。

　　黄华从自身感受出发坦承，想要免责，现在官场基本靠运气;倒霉何时砸到自己头上，基本靠运气。不出问题的才是能人。“这个压力越来越可怕。为什么怕半夜接电话，半夜接电话有什么好事?都忌讳这个，接个电话心惊肉跳，半夜睡不着，这电话要是上面打来的，几天缓不过来。”

　　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问责官员可以复出。其中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但当被问责官员几乎100%复出时，因制度操作弹性相当大且提拔任用程序不公开，公众普遍质疑之前的免职如同带薪休假。“苛刻”的舆论氛围，使得官员们胆战心惊，力求端稳了手中的饭碗，不出任何差池。

　　这种状况，几乎伴随着官员整个的政治生命，其原因在于，离开官场，他们很难再有所作为。中残联直属机关团委书记闫洪丰直言，一些本来业务很强的官员，在经过几年的事务性工作后，其专业很快被荒废，这时候如果离开体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为人民服务，其实就是做一些管理性的工作。当然，管理也是能力，但你在这儿当‘一把手’，出去后就很难有这种机会。所以，表面上看，管理，好像选择范围变宽了，实际是变窄了。”

　　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公务员系统一包到底的福利待遇，都使得官员对保住现有位置成为心理承受的底线。

　　“老百姓不高兴了可以去骂人，可以说，可以发泄，但是官员不行，老百姓能哭，但是官员不能，官员要注意党的形象、领导干部的形象，老百姓压力太大的时候他有退路，他可以不干了，但官员你不能不干。”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许燕说。

　　(黄华为化名 本刊实习生邓富乾、邹一娇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