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说：把文革简单的看作权力之争，是肤浅的。
可惜，如果不把文革看作是权力之争，就上当了。
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就是用群众运动的烟幕，掩盖权力争夺的实质。
很多人辩解：以当时刘少奇所掌握的权力资源，根本无法对毛构成威胁。
这话没有错，事实上，无论是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还是刘少奇，林彪，对毛的最高权力都没有野心，甚至满怀臣子式的忠诚。刘少奇是主抓行政工作的，没有丝毫迹象显示，他在觊觎党权。他所做的，只是从毛的权力羹锅里舀去一勺汤水，而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可以为此佐证的，是文革时期所树立的近乎变态的个人崇拜。(后来毛自己也感觉无趣，拉了林彪来做伴)。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一：文革是思想斗争，路线斗争。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被逼退二线。刘少奇主持行政工作，恢复经济。这时，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刘所做的，只是用更灵活的方式盘活经济而已。对于毛的所谓“总路线”，刘少奇等人小心翼翼的不予触犯。“三自一包”，只是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形式，只要具备起码的经济常识，就不难看出，这对改善民生当然是有利的。这一点，毛泽东心知肚明，但是，为了打倒刘，却一口咬定：这是资本主义路线。
62年之后，经济的恢复工作是显著的，大饥荒所造成的困难局面得以扭转。刘少奇的工作，救了很多国人的命。不过，这要了他自己的命。试想，掌握着无限权力的毛退居二线，而经济工作却起色了——对于毛来说，这就是背叛。
彭德怀反党了，张闻天、王稼祥反党了;刘少奇叛变了，贺龙、陶铸叛变了，最后，硕果仅存的亲密战友林彪也叛变了——
上世纪60年代末，一位名叫李九莲的19岁女子给未婚夫写信，私下里疑问：毛与刘的斗争，究竟是宗派之争，还是路线之争?这封信被告发，李九莲遭到逮捕，后被执行死刑。
毛与刘的斗争，究竟是宗派权力之争，还是路线之争?这个问题，今天庇护文革的诸公，如何回答?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二：“文革”是一场群众运动。
今天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很难界定“群众”两个字，就好象很难界定“人民”两个字一样。谁是群众或人民?是不是读了书的人民就不是人民，就叫做“臭老九”，是不是富裕了的人民就不是人民，而成为了地主资产阶级?是不是做了官的人民就要算做“当权派”?
当年的实际情形是：权力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说你不是人民，马上就再不是人民。刘少奇、彭德怀等人，本来是人民，后来不是了，支持他们的人当然也不再是人民;林彪先前当然是人民，后来也不是了，连累了很多人也不再是“人民”。
事实上，当年的中国，只剩下一个人才配叫做“人民”。
文革时候，更加没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有的只是在权力绝对领导下的运动。北京大学的“大辩论”就曾经发出过反对毛的声音，很快的“军管队”进驻大学，指导革命方向了。早请示，晚汇报，晨祝、晚祷，忠字舞，语录歌——而当年，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错一句话，读错写错一个字，弄破一张领袖像，摇身一变成了“反革命”，家破人亡——
所以，文革决不是什么“群众运动”，更没有什么“四大自由”。那是在权力绝对领导下的群众运动，说到底，是纯粹的“权力运动”。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三：文革时代，政治是廉洁的。
这是对文革最大的误读。毛泽东为了独擅大权，要除掉刘少奇等人。但是，有一部纸面上的宪法挡在那里，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挡在那里。所以，毛要发动宫廷政变，只好打乱全国形势，浑水摸鱼。为此造成的国家经济的巨大损失，即是毛的“贪权”导致的。
1960年代的“大饥荒”，很多国家伸出援助之手，被毛拒绝，而与此同时，大量的粮食出口或“支援”其他国家;70 年代的大地震，国际社会要救援，同样被拒之门外。这样做，为的只是毛的面子，当然，宣传要说：这是为了国家的面子，自力更生。
毛的这张脸，价值几千万条生命。
历史的真相是：且不说毛泽东自延安执政以后，私生活就极不检点。文革期间，天文数字般的领袖像、领袖像章、领袖塑像、语录碑，发行量世界第一的领袖选集、语录，疯狂的个人崇拜背后，是对民脂民膏的巨大浪费。
但是毛最大的腐败，却是贪污了两个字：共和。
今天很多过来人的记忆里，文革是个单纯朴素的时代。不错，在这段岁月里，传统文化的余荫仍在，革命的理想正在燃烧，虽然一个特权阶层已经成形，但是他们只集中在权力上层，还没有蔓延到社会。暴力革命的“均贫富”之后，虽然阻遏了社会的经济活力，却制造出一个公平、平等的假象——
而这些“革命的果实”，恰恰是被文革断送的。
文革中近两千万的死难者，有几个是贪污腐败分子?相反的，这一场斗争中倒下的，多是党内一些不肯随声附和的清流分子。(最典型的，当属那个梗直清廉的彭大将军)正是通过文革的一番运作，权力无限神化，最终失去任何的约束和监督，宪法中的公民权利成为一纸空文，为贪污腐败的蔓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莫道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认识“文革”的误区之四：文革和毛泽东是中国的特例。
毛式的伟大领袖，不是中国的特产;文革，也不只是在中国发生。前苏联体制在世界上的蔓延，催生出一批伟大的领袖和救星来。从斯大林到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东德的昂纳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事实上，还应该包括利比亚的卡扎菲，扎伊尔的蒙博托，等等。
在最幸福的朝鲜，金氏三代人都做了人民救星。
在这些领袖和救星诞生的国度里，文革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上演过。形式不同，结果却完全相同：权力最终集中在个人手里，权力变成神圣高大的偶像，只可崇拜服从，不能监督约束，当然更不可替代。
毛泽东和他的文革，决不孤单。
认识真正的“文革”，需要回答：
一段时期以来，谁在庇护文革，谁在继续神化毛泽东?90年代后，文革一度是出版、影视的禁区。而与此同时，红歌在唱，红戏在排在上演，红书在出版，红家属不断上位——这些动作，是普通民众搞出来的?
可以为此佐证的是：这一篇文字，在今天的多数网站，是要被删除的——这样的文网，是人民编织的?
毛不是民众的保护神，他是现行权力体制的保护神。
认识真正的毛泽东，方法很简单，也最有说服力：把文革时期的报纸、影象、书籍、海报——对于过来人来说，是“复习”一遍;对于青年人来说，是“学习”一遍。看完这些毛泽东时代的资料，一个活生生的毛就在你眼前了。如果这个毛泽东可以称之为“共和国领袖”，那么，秦始皇无疑是共产主义导师了。
谁在怀念文革?
中国的官员向往文革，毕竟，“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力体验太过瘾了。
中国的一部分老百姓怀念文革，而且需要承认，这个群体仍然庞大。
在我出生的小山村里，在村里人用上电灯之前，村头已经安装了两个高音喇叭，日夜不停的宣传毛的恩德。小时候，公社的电影队不时来放一场免费电影，当然，电影的主题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上学之后，学习最多的仍是毛的教导。
毛泽东和文革，是一代人的文化启蒙。工业化的传播技术，不是用来普及科学和民主，而是用来推动权力崇拜。
今天街头屋后仍然可见的标语口号，虽然拙劣，却是不少人仅有的政治意识。而真正的思想和文化启蒙，却一直被顽强的压制着。
当一个体制被用来制造蒙昧和偏执的时候，它的力量显然是巨大的。
与其说今天的一些民众怀念“文革”，不如说，他们在向往公正和廉洁。而把公正和廉洁寄托在一场荒谬残酷的政治运动上，却是最大的悲剧。
真正意义上的“均贫富”，不是把富人变穷，而是把穷人变富;我们需要一大群自己的洛克菲勒、比尔盖兹和松下幸之助，需要这样的企业家创造财富，而不是把他们拖到街上去活活打死;今天的社会不公，堕落的不是资本，而是权力和权力化的资本。所以追求廉洁的途径，不是消灭资本，而是制约权力。当权力成为高高在上的神话的时候，它不会缔造廉洁，只能催生荒谬，并最终演化为腐败的源头。而追求平等，不是把城市的年青人送到乡村去“再教育”，而是把乡村的年青人送到城市里去，送进大学——真正的大学里去(不是今天的教育产业化的垃圾大学)。而对于知识分子，不是把他们当做“臭老九”打倒在地，而是应当普及教育(真正的)和文化，把全体国人变成知识分子;社会阶层之间需要的不是对垒和仇恨，而是融合与流动——
这些是今天的社会应该具备的常识。离开了这样的基本常识，任何理想或理论都难免走向病态和丑恶。
在今年两会的尾声里，温家宝总理提及“文革遗毒”，忧心溢于言表。消除“文革”遗毒最好的方式，是改革政治体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廉洁、文明的社会。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即是“文革”遗毒——这就是今天社会的症结所在。权势集团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百般庇护文革。文革死灰的复燃，处处可见权力的手在扇风。
中国的未来，也因此迷离扑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