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抑郁症患者，听到别人那种鼓励的话，其实更加孤独和痛苦。’坐在一边的她，开始告诉我她所遇到的人，从家人，到朋友，还有媒体，总是不停地用励志或者是激将法，希望鼓起她的生活勇气。‘但是，这是没有用的，抑郁症需要治疗，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包容。’”
一、关注抑郁症
因为关于北大会商问题的讨论，让我开始关注抑郁症这个问题。
对于不少大学来说，往往非常担心，学生因为种种原因而想不开走上绝路，虽然学生自杀的新闻通常处理得比较低调，但是这又是一个存在的现实问题。这也是一些北大学生支持会商制度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看到身边有一些同学情绪出现低落或者波动，他们相信，对于这些学生如果能够提供帮助的话，应该可以防止他们走上极端。
一位曾经患有抑郁症的北大学生写信给我，这名学生之前一直在服用药物，去年底的时候，学校指派专门的老师和他接触，结果他发现，和他接触的老师，对于抑郁症并不了解，也因此这样的帮扶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甚至到最后，反而是他们这些患上了抑郁症的学生，提供了不少专业的资料给这名老师参考。
这名学生是幸运的，因为在之后他依靠自己，停用了药物，而作为一个过来人，他觉得，校园内的抑郁症问题也好，或者其它的心理疾病问题也好，都不是被会商的理由，对于这些学生来说，更需要的是专业的心理治疗服务，而这些，正是学校、乃至中国社会所缺乏的。
中国到底有多少抑郁症患者？只找到了07年的官方媒体公布的数字，大约三千万。在09年上半年一项最新发表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自杀身亡，其中30%来自中国。自杀已经成为中国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而在这些自杀的人群当中，患有抑郁症的占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查找了许多和抑郁症相关的中国媒体的报道，发现虽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都指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发病率在逐年升高，但是有机会得到专业治疗的患者比例却非常低，有的报道指，只有百分之二。
这是让人担心的问题，因为作为一种疾病，如果没有专业治疗，很难想象依靠非专业人士的好心帮扶，可以彻底治愈这样的疾病。上面说的那位北大学生之所以幸运，在于他自己的努力，还有他很幸运地遇到一些让他能够茅塞顿开的朋友。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幸运。
很凑巧的，就在接到这位北大学生的信之前，我一直在网上和另外一名抑郁症患者联系，他曾经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因为患上了抑郁症而被炒了鱿鱼，虽然他把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也打赢了官司，但是他的生活却再也回不去从前。他给我写信，是感叹于这个社会对于抑郁症缺乏了解，也因此对于抑郁症患者容易产生偏见，以及排斥。从他的信里面，我能够感受到的，是他的那种孤独和消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曾经对新闻报道进行过调查，发现媒体对于像癌症这样的患者，总是能够用同情的姿态，赞扬他们和病魔斗争的坚强，但是对精神病患者通常显得淡漠，回避甚至是嘲笑，根据他们的统计，差不多百分之四十的报道，把精神病和犯罪，危险联系在一起。但是专家指出，大量的医学研究结果显示，精神病人并不比一般人群更具有暴力倾向，实际上，他们更容易成为暴力的受害者。这让我想起这名抑郁症患者向我描述的接受治疗的过程，我终于能够理解，他所形容的、身体遭到禁锢的那种痛苦，而这种痛苦，很少有人想过，要去设身处地地为这些患者着想。
除了媒体，当然还有公众。对于精神疾病的偏见，在于常识的缺乏，以及太多人的讳忌莫深。还好，越来越多的名人愿意公开谈论抑郁症，相信会让公众的偏见和恐惧慢慢消除。但是除了需要这样的环境，更重要的，还是足够的医疗服务，这样才能够让这些患者不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因为精神疾病，只要及早治疗，大多数是可以完全康复的。
二、再谈抑郁症
几个月前，在这个专栏里面，我谈论过中国的抑郁症问题，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和两名抑郁症患者面对面坐在上海的一家餐厅里面。
我们是透过网络认识的，其中一名患者，在我们透过网络联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自杀过一次，幸好被救了下来，这已经是他在这两年，第三次尝试自杀。坐在餐厅里面，他一直低着头和我说话，他的话很多，思维也算是清晰，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一种偏执，对于他相信的东西。
能够把他约出来，其实多亏另外的那名患者，其实她已经处于康复阶段。就在他尝试自杀的消息透过网络传播之后，她去医院看他，在他回到家之后，她去看他，把他带了出来，剪了头发，还去喝了咖啡。
“那天我走在浦东的街头，看着身边的行人，我想，这不就是我想要的正常人的生活吗？”说起那天，他感慨万千。
“为什么她能够说服你走出家门？”我很好奇，因为在网络上，我们的沟通并不顺畅，每次如果我给他一些鼓励的话，就能够明显地感觉，这些话，在拉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因为她也是患者，她明白抑郁症的痛苦。”
“因为抑郁症患者，听到别人那种鼓励的话，其实更加孤独和痛苦。”坐在一边的她，开始告诉我她所遇到的人，从家人，到朋友，还有媒体，总是不停地用励志或者是激将法，希望鼓起她的生活勇气。“但是，这是没有用的，抑郁症需要治疗，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包容。”
我见到了她的心理咨询师，事实上，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并不规范，就在前些天，这名咨询师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是在上海发生的一宗新闻，一名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突然跳楼自杀，而这家心理咨询机构就开设在民居里面，并且没有注册。除了没有注册，在收费上也很混乱，从每小时的几百到上千，很多有意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抑郁症患者，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寻找恰当的治疗师的过程。而心理咨询的费用，因为不包括在医疗保险里面，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可以承受。
“而且有的心理治疗师，为了自己的收入，会拖延转介抑郁症患者精神科。”一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事实上，抑郁症患者，需要药物治疗。
国外的抑郁症确诊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但是在中国只有百分之六，上海的比例要高一些，有百分之二十，这是因为上海居民对于抑郁症的认知程度相对比较高，因此会比较主动地求医，而事实上，在中国，贫困以及农村地区的抑郁症比例更高，成为自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中国的精神科医生人数并不足够。”作为从业人员之一，这名医生认为，因为认为精神科没有前途，不被重视，影响了医科学生发展这个专业的意愿，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们一想到要去看精神科，从心理上难以接受。
当我们走出精神病医院的时候，和我一起进去的同伴松了一口气：“这辈子再也不要来这个地方。”
不管我怎样解释，他还是不能够接受一点，那就是一部分抑郁症患者是天生的，甚至还有遗传的因素。
也因为这样，我总是对那些患者抱着一种同理心，也许是出于一种其实还是很自私的理由，因为说不定有一天，我自己，或者我认识的人，也可能会成为一名抑郁症患者。就好像感冒一样，谁知道呢？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记者。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d5da01017f82.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d5da0102drc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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