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記者柯宇倩／“這是一個長期的鍛鍊與過程，肯定不是經過一、兩次的大事件，或幾次的微博圍觀運動就能實現，但微博給了老百姓一個做中國公民的機會。”
在互聯網發達的今日，微博給了老百姓一個“做中國公民”的機會、提升了社會的公民精神。中國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敦福在接受《明鏡月刊》採訪時表示，如果民眾在一次次的事件中不斷累積憤怒情緒，即使短時間內官方有能力控制民意，長久下來，這種“剛性”的統治方式仍舊難以經得起考驗。
張敦福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上海大學博士生導師，曾參與或主持多項國際合作課題、國家重點課題、國家社科基金等，譯或編有《自亞當夏娃以来——人類性行為的進化》、《現代社會學教程》，著有《區域發展模式的社會學分析》。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敦福
速度放前頭，管理落後頭
中國打造鐵路網的速度舉世無雙，短短幾年內，8300公里的高速鐵路在中國境內鋪開，還預計在2020年達到1萬6000公里的傲人成績。支持中國發展高鐵系統的一方，認為工程帶來海量的工作機會，建成之後，將大大抒解傳統交通工具的載客負擔、降低能源的使用量、更符合環保的標準，而且沿線城市也能獲利更多。
但不斷擴建的高鐵，也遭遇了境內外輿論的質疑，包括營運的高成本、昂貴的票價、施工品質，乃至高鐵是否能回本，都是反對者批評的對象，尤其在貧富差距增大、腐敗事件頻傳的中國，高鐵的高造價和高票價引發更多的疑問。有些地區因為建造高鐵，傳統鐵路路線大幅削減或不再營運，民眾只剩下票價較高的高鐵可選擇，因而傳出“民眾缺的不是時間，而是錢”的抱怨，“被高鐵”一詞也應運而生。
雖然購買高鐵票較容易，座位也更舒適，但乘坐火車的大部分為農民工，“被高鐵”後，火車票價從原本不到100元人民幣，躍升一倍甚至兩倍，對白領或企業老闆來說，幾百元的價差或許容易負擔，但對一年到頭省吃儉用的農民工來說，不是一筆小數目。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敦福便認為，鐵道部對於乘客的組成未做過仔細的調查，農民工在決策者制訂政策的過程中沒有發言的機會，那些能影響決策者的，可能只是富者或政治菁英。
澳籍華裔作家、《世界華人週刊》總編輯楊恆均指出，普通中國民眾對高鐵這個“世界最高速”的看法，是“國強”的標志，但卻和“民富”脫節。如今，溫州動車事故讓老百姓乘坐高鐵的意願更低。京滬高鐵開通後，航空業受到衝擊，票價大幅下調，上海至北京最低票價只有人民幣400元，加上燃油稅和機場費後，與高鐵二等座價格相差不遠。動車事故發生後，許多原本計畫乘坐動車或高鐵的乘客，轉而購買飛機票，使得高鐵沿線的機票價格上漲。
溫州事故從追尾到後續處理的過程中，也暴露出中國高鐵建設快速向前衝的情況下，並未好好照料到的部分。雖然官方稱此次事故的原因為信號設備設計上存在嚴重缺陷，使得設備遭雷擊後出現故障，原本應顯示紅燈，卻錯誤地開了綠燈，才使得後面的D301次動車追撞了前方的D3115車；但張敦福對《明鏡》表示，這次的意外在他看來仍舊人禍多於天災。首先，中國鐵路建設速度太快，管理和技術層面沒跟上，使得此次事故的發生和善後出現缺失，其次，“獨立王國”鐵道部的壟斷，導致該部門在同產業中沒有競爭者，失去了提升自身水準的動力。
一名不具名的中國鐵路研究專家也對《明鏡》表示，溫州事故暴露了中國的技術有許多亟待完善的地方。此名專家指出，中國的高鐵技術並非世界第一，與德、日等國相比仍有差距，這個差距不是能夠拿錢買來而消除的。決策者不願意從最基本的技術研制開始，而是採用“拿來主義”，還一味追求高速度和世界第一，這種思想毒害太深，包括目前的大飛機項目，也是如此。
微博鍛鍊公民精神
溫州動車事故不只引來民眾的聲討，連媒體也不惜“抗命”加入批評的行列。事故發生後第一天，有傳媒爆料接到中宣部指示報道主題應該“大災面前有大愛”，並且“不質疑、不展開、不聯想、個人微博也不要轉載發”，但《新快報》、《南方都市報》、《人民日報》、《經濟觀察報》、《新京報》等媒體都重點報導追尾事件並問責政府，中央電視台評論員白岩松更大膽比喻：“他心臟功能四十歲像二十歲，肝、肺都是四十歲像二十歲。但是他弱智。你能說他健康嗎？”
7月29日中宣部祭出禁令，要求“不再做任何報導和評論”，眾家報紙撤版、記者與編輯忙成一團，但報紙不能刊，不代表記者們的心血將完全白廢，許多人將遭撤下的稿件發表在微博上，順便在微博上抒發心情，雖然大部分的文章馬上就被刪掉，但據悉手腳快速的網友已把內容拷貝下來，準備集結成冊。
微博在此次事件中傳播的，還包括普通民眾的第一手訊息。張敦福對《明鏡》表示，傳播快速的微博在溫州動車事故發生過程中，發揮非常明顯的作用，溫州動車事故最早為人所知，就是通過微博發出消息。其後，微博仍舊不斷發出許多重要的現場訊息，同時及時反映了網友對事件的看法，在目前民意沒有其他順暢疏通管道的情況下，微博是一個重要的發聲渠道，現在的中國，正歷經一場微博的革命。
不只溫州動車事故，先前北京地鐵雙井站電扶梯故障的消息，最早也是由網友爆出，故障照片發佈到微博上後，3小時內就被轉發逾1萬次，顯見微博傳播的力量。據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統計，2010年底微博的使用者人數為6311萬，到2011年6月底已大幅增加至1.95億。中國新聞網指出，微博的背後強大的社會組織作用值得關注，例如青海玉樹地震時，一名網友成功透過微博募集到數噸物資。
微博的傳播力將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影響。張敦福對《明鏡》指出，微博在推動中國社會改革上有助益，因為微博讓不少人知道自己還有一個表達觀點的渠道，而且有參與溫州事故討論的權利、義務、自由，通過閱讀或撰寫微博，許多人從中鍛鍊了自己的公民精神，與關注公共事務的程度。
《中國青年報》報導，武漢大學傳播學教授沈陽在微博點評，博友和傳統媒體最早報道隔40分鐘，提示微博原生態報道的“黃金1小時”優勢，微博是“網絡人民大會堂”，“到了用網絡倒逼改革的時候了”。
但在民間發聲的同時，官方的管制也未鬆懈，因此張敦福認為，輿論對於改革有推動作用，但若說“到了用網絡倒逼改革的時候”，張敦福還持保留態度。“一是中國老百姓的輿論受到比較嚴格的控制，因此微博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有關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哪些地方動、哪些地方不動，更大程度取決於中央領導。”
張敦福對《明鏡》表示，有關重大事件的一些文章、鏈接與視頻，不是看不到，就是隔一陣子就被刪，但在發帖與刪帖的過程中，公民社會仍會透過微博逐漸建立起來。“這是一個長期的鍛鍊與過程，肯定不是經過一、兩次的大事件，或幾次的微博圍觀運動就能實現，但微博給了老百姓一個做中國公民的機會。”
事故拉大官民間的不信任
溫州事故也為官方帶來民意支持度的考驗。張敦福指出，事故增大了民眾對鐵道部門，乃至官方管理機構和中央的不信任，拉大了官民間的距離。雖然在一段時間內，民意會受到官方的重視，但張敦福認為，決策者基本的態度是控制、管理好民眾，不出大亂子，而不是順從民間的力量和聲音。“這種局勢下，不可能出現大的改革步子，或指望民間力量推動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改革。”
張敦福對《明鏡》表示，經過一次又一次的事件後，對於不公的情況，許多老百姓已經有些麻木，但民眾的憤怒仍會累積，而不是事情過了之後，百姓的不滿就歸零，因此總有一天，當忍耐到達極限時，情緒終會爆發。
在《明鏡》先前的採訪中，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懷默霆（Martin K. Whyte）指出，中國有各式各樣的不滿情緒，更關鍵的是公眾對官僚體制濫用權力、貪腐和其他程序不公等議題的不滿，尤其是濫用權力的情況，當民眾覺得自己受到地方官員和雇主的不公平對待，又無法有效解決這個問題時，民眾的不滿就可能爆發。
張敦福表示，目前來說，民眾所爆發出的不滿情緒，是這個行業出現一場、那個行業出現一場，或是這個地區出現一次、那個地區出現一次，因為目前中國政府的管理能夠各個擊破，因此不會看見大規模聯合起來的示威行動。
但長期來看，張敦福對《明鏡》說，這樣的管控方式不可持續、難以經得起長久的考驗，官方必須改變政策。“現在的管理方式很剛性，長久下來也很脆弱，因此應該有一種靈活、柔性的管理方式，確實做好公共服務，抒解民間的怨恨，在我看來，更好的方式是主動解決老百姓的問題，而不是出了問題或矛盾產生後，才像救火似地去處理，或動用硬的力量，比如警力，來處理事件。”
張敦福認為，此次事故中，鐵道部的處理不夠開明與負責任，鐵道部或相關部門如果要修復與民眾間的裂痕，首先必須將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真實地對民眾公布，並真誠地向全國人民道歉，同時提升整體管理的水準，不能因自己是一個壟斷的國家企業，就故步自封，不在顧客服務上進行改善。
“我相信這次的事故對官方來說是一次相當大的教訓，不只是對鐵路行業，對其他行業來說都是如此，它反映了改善管理方式和改革的必要，只是，將這種教訓轉化為實際行動的程度會如何，現在還很難說。” 張敦福對《明鏡》說。（《明鏡月刊》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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