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獨家

3755.8萬條鮮活的生命換來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

《新史記》辛子陵 黨國體制的內部規則是所謂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從列寧那裏搬來的。其最大的弊端是沒有糾錯的機制和消滅糾錯的力量。這是個消滅反對派走向獨裁的制度。 民 主的真諦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保護少數。只強調前一句,取消多數保護少數,成為多數欺負少數,多數打擊少數,把少數當作反黨分子,當作階級敵人打擊,是民 粹派的假民主,是暴民政治。許多情況下少數是正確的,保護少數就是保留糾錯機制,打擊少數必然走向一錯到底。以廬山會議為例,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反映 了全國的實情,也代表了大多數與會者的意見。但毛澤東利用他的權威操縱“多數”,製造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冤案。如納彭德懷忠言,立即停止瘋狂的大躍進,轉 入救災安排人民的生活,也就是餓死500多萬人,第二年就能遏止餓死人的勢頭蔓延。但毛澤東不聽,一錯到底。廬山會議後期,為了證明“三面紅旗”正確,他 在全黨發動以批判彭德懷開路的“反右傾”運動,在全國掀起“第二次躍進高潮”。這第二次躍進從1959年8月廬山會議結束起,到1960年8月毛澤東接受 周恩來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止,作孽最大,餓死人最多,農村的生機幾近完全破壞和毀滅,連續三年,餓死3200萬人以上。 1959 年6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343億斤,折合1715萬噸,夠城鎮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當年糧食減產3000萬噸(600億斤)的情況下,毛澤東親自 掌控的“政治設計院”,決定出口419萬噸糧食換取黃金和美元,出口量相當於上述糧食儲備的24%。城市糧食供應馬上緊張起來,連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 幾天的存糧了。為了保證大城市不出亂子,繼續向各省搜刮糧食,這樣一來又多餓死了很多農民。 1960年全國缺少 2400萬人的口糧,按每人/年320市斤作為維持生命的基線計算,共缺糧76.8億斤,折合384萬噸。如果不出口那419萬噸,當年就不會發生嚴重的 饑饉,一個人都不會餓死。但毛澤東一心想造原子彈、氫彈,與蘇美爭霸,揚威世界,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決心要實施他所謂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辯論時說過 的話),而把救濟災民、不讓老百姓餓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顧,照常出口糧食換外匯,以採購相關的設備和材料。後來,原子彈是上天了,人們至今津津樂 道毛澤東的偉大,須知是3755.8萬條鮮活的生命把原子彈送上天的。 就在毛澤東堅持錯誤,不肯對老百姓施一點“小仁政”的時候,一個不要命的湖南女工的上訪驚動了在北戴河開會的中央領導人。使毛澤東再也“頂”不住了,成為黨和政府由繼續躍進轉向救濟災民的轉折點。 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門外鐵灰色的宮牆下,站著一名身著藍色工裝的青年女子,雙手各舉著一塊硬紙牌,一塊上寫著“消滅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餓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塊上寫著“打倒毛澤東!彭德懷萬歲!” 中南海北牆外的那條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車、無軌電車經過,但不設站。那天只有少數過路人看到這名青年女子雙手高舉著的標語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宮牆外的便衣警衛發現,拎小雞一般拎進北門,在接待室給她戴上手銬,做了簡單的詢問,筆錄口供如下: 【問:你叫什麼名字?哪里人?什麼成分?職業?要老實回答! 答:我叫劉桂陽,湖南衡陽縣人,祖宗三代貧雇農。我本人是共青團員,鯉魚江火力發電廠運煤車間工人。 問:你既然是貧雇農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團員,為什麼要跑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門口來幹這種不要命的反革命勾當? 答: 同志呀,天爺呀!你們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飽崽不知餓崽饑呀!不知道公社社員吃野菜、樹葉,吃觀音土……鄉下連貓、狗都餓死了,一些人家滅了門。我叔叔一 家六口都餓死……同志呀,天爺呀,我從小沒有父母,叔叔嬸嬸把我養大,送我讀初中,1956年進電廠當學徒,三年沒回老家。今年5月請假探親,回老家看望 叔叔、嬸嬸、兄弟姐妹,沒想到都得水腫病,吃觀音土吃死了呀……新社會,餓死貧雇農,造的什麼孽呀!……我找到一個堂叔,兩個堂妹,他們還沒有死,只是偎 在火塘邊,剩下一口氣。堂叔告訴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連張裹屍的蓆子都沒有……堂叔破衣爛衫,和我講話,只是蹲在地上不 起身,我的兩個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說,妹子你帶有吃的,就留下一點,一家三口動不得,去山上挖觀音土都沒有力氣……我們也出不得門,沒有東西遮下 體呀,嗚嗚嗚……我帶回去四包高價餅乾,只好給了堂叔、堂妹。他們接了餅乾,就當了我的面沒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餅乾,共是六斤,一口氣吃光……邊吃邊灌 水。第二天一早,我去辭行,堂叔和兩個堂妹久餓猛吃猛灌水,都脹死了!嗚嗚嗚……我造的哪樣孽呀!……我回到工廠,廣播裏天天喊“三面紅旗”,大好形勢。 我什麼話都不敢講,講了就是反革命。嗚嗚嗚……我曉得凶手是哪個。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們一個村就餓死30幾口。還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 等死……嗚嗚嗚……我一個貧雇農的後代想不通!一個共青團員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來喊口號,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 如 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國開國以來首宗平民女子大鬧中南海的惡性案件,中央辦公廳留守人員不敢耽擱,將口供謄寫清楚,作為急件送北戴河。總書記鄧小平看 過,寫下六個字:“請少奇同志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的劉少奇看了“口供筆錄”,臉色鐵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慘,湖南災情還算輕的,別的省區呢?此件交會 議簡報組印發。又:全黨幹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議之後,每位領導幹部都應深入農村基層,去看看那裏發生的事情。” 1960年整個上半年 毛澤東仍在號召“繼續躍進”,“全黨為1800萬噸鋼、6000億斤糧食而奮鬥”。直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夕,他還不承認了全國出現大饑荒。還在批彭德 懷,“反右傾”。這個湖南辣妹子使他徹底清醒了。一葉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難扳回這一局了。之後,毛澤 東的健康情況轉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個人獨坐不語。經過深思之後,他向中央請假治療,並說自己已經進入遲暮之年,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並多次委託田 家英向政治局轉達意見:在他生病休息期間,由劉少奇同志代理黨主席。他決定暫時離開第一線,休養思考一個時期。(《新史記》第8期) 辛子陵是著名“救黨派”,在明鏡出版社出版新著,在香港書展亮相。   ———————————- 《新史記》從第7期開始和多個電子書刊公司合作,推出電子版,接受全球各地訂閱者,以下是其中一家電子書刊公司製作的《新史記》訂閱網址: 新史記第8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2368?apKey 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58?apKey=fedd22f528 新史記订阅 訂閱半年3期八折,原價1050元,優惠價NT$ 840元(平均每期280元) 訂閱一年6期七折,原價2100元,優惠價NT$ 1470元(平均每期245元) 訂閱兩年12期六折,原價4200元,優惠價NT$ 2520元(平均每期210元) 訂閱三年18期五折,原價6300元,優惠價NT$ 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辛子陵軟禁中三次上書,苦勸中央懸崖勒馬

《明鏡月刊》記者吳若荷 “如果說上世紀40年代在野時的中國共產黨,還表現出是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進步黨,一個反對貪污腐敗的廉政黨,一個反對專制獨裁的民主黨;那麼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在執政掌權60年之後,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反對民主普世價值的黨,一個貪官‘前赴後繼’的黨,一個為維護權貴利益堅持專制獨裁的黨。”被軟禁中的著名學者、傳記作家辛子陵寫下這些文字,痛心疾首溢於言表。 “死不改悔”的“救黨派” 無論從哪方面看,辛子陵都應該跟1957年的“右派”毫無瓜葛。原名宋科的辛子陵,15歲時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9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助教,軍政大學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等職,退休時,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大校,四級研究員。 但是,這位年逾古稀的學者,卻與當年的那些“右派”一脈相承:雖是一介普通黨員,卻按捺不住,要對最高領袖毛澤東及其一度炙手可熱的助手林彪剖析臧否,又是縷述“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又是闡發“中共興亡憂思錄”、更“放言救黨論國是”(均爲辛子陵著作書名)……猶有甚者,在他“禍從口出”,被當局下令禁言一年多、自己又身體不好、輾轉病榻之際,還是生命不息,進言不止,日前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了近年文章的結集《辛子陵上書政治局》。 這部將近30萬字的文集,進一步證明了,辛子陵是當之無愧、獨立不阿的“救黨派”代表。貫串全書的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只有向民主社會主義轉型,中共才有前途,否則將被人民拋棄,被歷史淘汰。他不“站台”,也不“拆台”,而是要“補台”——不論“站台派”還是“拆台派”對他譏刺也罷,誤解也罷,這位“死不改悔”的“救黨派”,堅持自己的立場,時而大聲疾呼,時而循循善誘,希望自己的聲音傳到中南海袞袞諸公的耳中,早日迷途知返。 書中最重要的,是他給中共中央的三封上書及附件。還有30多篇他接受《新史記》等海內外媒體專訪、應邀演講、參加電視談話節目等等場合所暢言的記錄,其中包括讓他大禍臨頭的2011年2月10日在中國科技部部分老幹部座談會上的講話;還包括他曾被迫檢討,但一旦發現自己所說曾慶紅之子購買澳大利亞最貴房産確係事實之後,立即否定自己的檢討、重申原來說法的《棕櫚泉曾偉和葵閣墨曾偉》。而辛子陵自己最重視的、視爲“核心文章”的,是《政改興邦,脫蘇入美》,這篇文章,“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推倒了60年無人撼動的黨國體制”(辛子陵語)。而此文的副標題是:“致中共十八大新領導人”,表明辛子陵雖然對現在當政的最高决策者表示信任和支持,但更將希望寄托在即將接班的年輕一代領導人身上。(《明鏡月刊》第30期) 《辛子陵上書政治局》 《明鏡》月刊 第30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250?apKey=fedd22f528

熊逸:美德的性質究竟是什麼——似是而非種種

《明鏡月刊》熊逸 1.美德的性質究竟是什麼 因果《呂氏春秋 審己》有這樣一則故事:越王授有一個叫豫的弟弟,還有4個兒子。豫是一個很有野心的人,一心想把哥哥的4個兒子全部除掉,以便自己繼承王位。於是他進獻讒言,唆使越王殺掉了3位王子。但陰謀至此遇到了阻力,因為這般狂悖的舉動致使群情為之激憤,越王遭到了國人的一致譴責。所以,當豫處心積慮地構陷最後一位王子時,越王終於沒有採納他的意見。這位王子為了自保,在國人的支持下把豫逐出了國境,然後率兵包圍了王宮。——以下是故事的精髓所在:深陷重圍的越王深深歎息道:“恨我沒聽弟弟的話,才釀成了今日的災禍!” 原點美德是不是一種值得追求的東西呢?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國家——或任何形式的政治社會——終歸是為了促進美德而存在的,而不僅僅是簡單地使人們共處。 那麼,看來每個人都會同意,一個國家如果具有更多的美德,總要好過只有較少的美德。在某種程度上,亞里士多德正是基於這個理由反對柏拉圖的理想國的。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家庭被徹底地廢除掉了,人們過著一種共產共妻的生活,這就自然取消了傳統意義上的夫妻關係。而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正是由於財產私有,人們才可以克制貪欲,從而表現出慷慨慈善的美德;同樣地,正是由於情欲上的自制,人們才不至於淫亂他人的妻子。如果私有制和傳統的婚姻關係不復存在,那麼自制與慈善這類美德也會令人惋惜地隨之消亡。   熊逸《谋杀正义》(明鏡出版社) 這種看似荒謬絕倫的論調在思想史上絕非鮮見,就在亞里士多德不久之後的斯多葛學派那裡,克呂西普提出過一個頗合中國道家哲學的觀點:善與惡是一體的兩面,如果沒有惡,善也就同樣不復存在了。 這種二元論盛行於古代世界,從古希臘的斯多葛學派到中國的道家與《易經》哲學,再到波斯的拜火教,甚至今天仍然不乏信徒,但它在邏輯上究竟可以嚴格成立嗎?——譬如“光明”與“黑暗”這一組經典的二元對立,若在巴門尼德和聖奧古斯丁看來,所謂“黑暗”並不是與“光明”相對立的一個實體,而只是“光明”的缺失罷了。那麼,善與惡、美德與罪行,彼此是不是有著同樣的關係呢? 美德的性質究竟是什麼,是順應人性還是克制人性,或者是順應與克制的某種比例的組合?在中國儒家看來,一個人對父母的愛天然勝過對遠親的愛,對遠親的愛天然勝過對陌生人的愛,這就是“仁”,是天倫之道,理想的社會就是貫徹這種仁愛精神的社會,而所謂“良知”,尤其在心學系統裡,正是“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然而在西方基督教的倫理觀裡,不但要“愛人如己”,還要愛自己的仇敵,尤其是要使自己對上帝的愛超越于血緣天倫之上。 東西方這兩種價值體系,在人倫關係的問題上,一個以順應為主,一個以克制為主,哪個更抓住了美德的本質呢?——以近現代的社會思潮來看,順應之道屬於自然主義,主張道德應當以人的自然本性為基礎,代表人物如洛克和邊沁;克制之道則站在自然主義的對立面上,這一派的主要見解可以用穆勒的一句話加以概括:“人類幾乎所有令人尊敬的特性都不是天性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對天性的成功克服。” 中國儒家也會部分地贊同穆勒的看法,譬如孔子主張的“克己復禮”正是這個道理。這就很容易使人對美德的理解陷入一種混合論:在某些事情上(譬如貪欲、淫欲)應當克制人性,而在另一些事情上(譬如父子天倫)則應當順應人性。這就意味著,任何政治哲學與倫理學所應當做出的努力無非都是某種列表的工作,在“順應人性”與“克制人性”這兩個欄目裡一項項地羅列出五花八門的具體內容,而任何抽象原則都不該在哲人們的考慮之列。也就是說,像亞里士多德那樣開列一個“德性表”的工作才是找對了方向,於是在關乎正義的一切問題上,我們只能一個個地處理特殊問題,而無力處理一般性的問題。 但這是不是也就意味著,從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到康德的“定言令式”,乃至羅爾斯的“無知之幕”都找錯了方向呢?如果不是的話,是否意味著“人性”不該作為探討美德問題的出發點呢? 邏輯《莊子 內篇 大宗師》講到子來、子犁等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談論生死問題,他們認為生死存亡渾然一體,就算身體生了重病,有了嚴重的殘疾,也無所謂。如果左臂變成了雞,就用它來報曉;如果右臂變成了彈弓,就拿它打斑鳩吃。生為適時,死為順應,安時而處順,就不會受到哀樂情緒的侵擾。 後來,子來病得快要死了,妻子圍著他哭泣,子犁卻讓子來的妻子走開,以免驚動這個將要變化的人。然後他又對子來說:“了不起啊,不知道造物主這回要把你變成什麼東西呢,要把你送到哪裡去呢?會把你變成老鼠的肝臟嗎,還是把你變成蟲子的臂膀呢?” 莊子在這裡試圖解決的問題是,人之所以成為人,並非出於造物主的特殊安排,只不過是一種偶然罷了,沒什麼值得驕傲的。人和蝴蝶、蟲子、老鼠等等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只要我們能想通這點,就可以無懼於死亡。當然,生離死別的人情與病痛的折磨就不在莊子的考慮之內了。 哲學皇帝馬可·奧勒留寫在《沉思錄》裡的一段內容可以看作對莊子上述見解的一則注釋:“最後,以一種歡樂的心情等待死亡,把死亡看作不是別的,只是組成一切生物的元素的分解。而如果在一個事物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元素本身並沒有受到損害,為什麼一個人竟憂慮所有這些元素的變化和分解呢?因為死是合乎本性的,而合乎本性的東西都不是惡。” 我們在嘆服東西方這兩位大哲的豁達之餘,不妨依照同樣的邏輯設想這樣一個問題:當你因為一場災難而傾家蕩產的時候,你的錢財本身並沒有受到任何損害,只是被分解掉了而已——有些落入了騙子的手裡,有些落入了強盜的手裡,總之都變成了別人帳目上的數字,但你應該以歡樂的心情接受這個事實,因為這些錢財非但一點沒有減少,更何況流通聚散分明就合乎錢財的本性,而我們已經曉得,任何合乎本性的東西都不是惡。也就是說,你其實並不曾遭遇任何惡事。 這也許會引起我們的困惑:一個人要喪失何等程度的理智才可能接受如此這般的美妙說辭呢?萬事萬物的因緣聚合的確稱得上是古代智者的一項偉大發現,但由這一“自然科學”的認識推衍到“人生哲學”的高度,其強詞奪理的荒謬似乎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無論是莊子還是馬可·奧勒留,他們這一共通的見解在兩千年的人類歷史上不可不謂膾炙人口。這或許有助於社會穩定和心靈平和,至少會使人們能夠以審美的情趣悠然吟誦18世紀英國大詩人亞歷山大·蒲柏《人論》中的名句——那是以古雅的英雄雙韻體為上述玄奧的哲學境界所做的高度概括:“一切的不和諧,只是你所不瞭解的和諧;一切局部的災禍,無不是整體的福祉。……凡存在的都合理,這是千真萬確的道理。” 人們欣賞並渴慕這種達觀的態度,並不會去認真思考這一態度背後的那種貌似合理的解釋究竟有幾分能夠站得住腳。——這正是人類最經典的認知模式之一,對於社會與文化問題是很有解釋力的。(《明鏡月刊》第23期) 《明鏡》月刊 第30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250?apKey=fedd22f528

明鏡獨家:薄熙來入住301,十八大前難定案

將於下月初出版的 《明鏡月刊》 獨家披露已遭免職的中共政治局委員薄熙來近況:原被軟禁在北戴河的薄熙來因心臟病發作,三周前被緊急送回北京,入住高幹醫院 301 。 知情人士對《明鏡月刊」透露,薄熙來被撤職後一度被軟禁在北京懷柔某秘密據點,後轉到北戴河。被三層重兵看守的薄熙來,並沒有被戴上刑具,在住處范圍內可以自由活動,他的近親可以受限制探視,但他面見胡錦濤、江澤民、習近平、周永康等人的要求,均被拒絕。   7 月 3 日是薄熙來 63 歲生日,重慶街頭出現了「薄書記生日快樂健康」的 傳單 標語, 內容包括祝薄熙來生日快樂及對薄熙來的感激之情,並說「等着您回來,帶領我們走向共富的道路」 。 事實上,當時薄熙來已在北京 301 住院數日。見到薄熙來的人說,薄明顯見瘦。 較早前,海外有媒體報道,中共希望在十八大前對薄熙來事件結案,以免將難題留給習近平。 但消息來源對《明鏡月刊》說,要完成對薄熙來罪名的羅織並不容易,龐大的專案組至今未找到确定薄熙來在重慶貪污的罪證,而且,薄身為「太子黨」和政治局委員,比已被判刑的前北京巿委書記陳希同、上海巿委書記陳良宇,在高層的關係要復雜和深厚得多。專案組怎麼拿捏對薄熙來的罪責定性,難度極大。   消息人士說,根據查案的進展,很可能將王立軍、谷開來、薄

中國人普遍的內心不安,有其更深的根源

羅小朋 為何辛亥革命百年,國無寧日依舊? 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情無法輕松,因為大家心裡都清楚,中國人折騰了百年,代價無數,卻連最基本的國體問題都沒解決。雖然近年來中國的國力和財富有了奇跡般的增長,普通人的物質生活也有了巨大改善,但作為世界最大政治共同體的成員,中國人的內心反而越來越不踏實。官員和富人尤其如此,他們奢華揮霍無度,尤其是紛紛送子女出國,暴露出他們對中國的未來深感困惑和不安。有人會說,這和國體問題能扯上關係嗎?中國人內心的不安,可以有多種解釋,比如說缺少宗教信仰,比如說共產黨政策多變,沒有民主和法治,等等等等。 這些解釋固然都不錯,但我以為,中國人普遍的內心不安,有其更深的根源。最大的問題就是數千年政治大一統的傳統不能為中國建設現代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文化和精神資源。政治大一統反自治,尤其是反對地方自治的頑固傾向,不僅曾令中國對西方文明的衝擊難以應變,而且至今不能支持當權精英建立一個有效提供穩定預期和安全感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中國目前迅速惡化的治理危機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表明,身處快速演變的時代,中國人一日不確立自治的理念,尤其是一日不確立地方自治的理念,國體問題就無從解決,中國人就只能接受國無寧日的宿命。這是因為,地方自治乃現代文明和政治秩序不可或缺的基座,沒有地方自治的支撐,一切現代的精神、道德、文化和制度建設、以及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改善,都失去了理性的激勵基礎。 遺憾的是,中國精英的主流對此並不清醒。在當今的中國,你可以侈談“民主是個好東西”,卻不敢主張地方自治,甚至不敢相信地方自治。多數政治和知識精英,不僅不知道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前提這個當今世界普遍認同的常識,他們也不懂得,這種想要民主政治而卻不要地方自治的“中國邏輯”,並不是百年前中國精英的主流思維。恰恰相反,清末和民初,發展地方自治曾經是中國精英最普遍的共識,也正是清末民初蓬勃發展的地方自治,不僅加速了帝制的終結,促成了流血不多的辛亥革命,而且推動了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現代化啟蒙,造就了現代中國第一代思想、文化和政治領袖。 感謝汪太賢教授,他眼光獨到的力作《從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與變遷》,讓讀者有機會系統地瞭解一個世紀之前的晚清,地方自治的思潮如何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濫觴,又如何在帝制中國的文明危機推動下澎湃,成為當時變革思維的主流。撥去歷史的塵封,汪太賢幫我們從百年前的文字中,看到了晚清的先賢們探尋救國之路,不僅領悟到現代政治文明的真諦是民權和民治,而且已經相當深刻地認識到,若要興民權倡民治,必先發展地方自治。早在1901年,梁啟超就撰文指出:“童子未及年,不許享有自由權者,為其不能自治也,無制裁也。國民亦然,茍欲享有完全之自由,不可不先組織鞏固之自治制。”1902年,他又進一步強調“抑民權之有無,不徒在議院參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強者,則其民權必盛,否則必衰,法國號稱民主,而其民權遠遜英國者,以其地方自治之力微也。”所以,“地方自治者,民權之第一基礎也。”(見汪太賢《從治民到民治》127頁) 梁任公的這些精辟見解,在百餘年後的今天,仍為多數中國精英所不及。更令人深思的是,他的思想和主張當年不僅得到了廣泛認同,而且最終作為變革的主流思想為清朝廷接受,成為推行憲政的指導思想。而在今日的中國,地方自治竟成了一個敏感的政治詞匯。即便自認開明的媒體編輯,看見鼓吹地方自治的文章也要多幾分躊躇,怕檢察官那裡通不過。這就讓我們不能不問,中國主流的政治思維,為什麽百年來發生了如此嚴重的退化?那種當今流行於精英階層、既講不通也行不通的“要民主不要自治”的“中國邏輯”,折射了中國什麽樣的歷史困境?而陷於這個困境之中的“中國模式”又有什麽樣的可能出路?要回答這些重要問題,既繞不開對中國現代地方自治思潮興衰的歷史解讀,也需要對當前中國地方治理的狀況進行總體評價。以本文有限的篇幅做這兩個重大分析,最便捷的入手之處就是中國的廣東模式。 (《內幕》第1期。出版时间:2012.1)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56?apKey=fedd22f528 《內幕》電子版 羅小朋

齊橋橋為維護習近平聲譽,要求丈夫擺脫所有生意

習近平財富報導 香港「外參」澄清 香港新聞組香港13日電 Play  |  Stop  |  > 圖片 2 / 4 彭博新聞社日前報導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胞姊齊橋橋及丈夫鄭家貴(圖),投資稀土、地產和手機通訊等行業,坐擁3.76億美元資產。(取材自網路) 彭博通訊社(Bloomberg)日前關於中國「儲君」、現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家族的財富故事和商業秘史的報導,引起巨大反響,以致中國當天屏蔽該網站。最新一期香港「外參」刊登一篇「獨家調查報導」,引述顯然來自與習近平家族親近人士的話,為他「澄清」。 報導稱,「彭博社使用的資料片面,對幾項資產關鍵的歷史淵源和經過也不了解」。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習近平的姐夫鄧家貴和姐姐齊橋橋的公司不僅未如報導中所說有巨額資產,甚至還有數量不菲的負債。而報導中引用的數據,採用的也大都是歷史數據,在資產的估值上存在較大偏差;這些數字未計入負債的部分,因此也不反映家族財富的淨資產。 報導說,彭博社經多方調查,並未找到習近平與他的夫人、女兒有任何資產的線索和記錄;也沒有任何線索說明有關傳聞中的資產與他們三人有任何關係;甚至沒有任何傳聞提到習近平的職務與取得這些資產有任何關係。 彭博社的報導還明確指出:經過調查,無法證實齊橋橋及家人在經商過程中存在任何不當的商業行為。 報導說,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長時間照顧父親習仲勛。1996年,她與雲南商人鄧家貴結婚。2003年開始經商。由於習仲勛一生多次受打壓,被邊緣化,因此他的孩子輩後人,從老人處既得不到財產上的繼承,也得不到商場人脈的庇護和經商技能的傳承。故子女們步入商海,都不得要領、訣竅,在行家看來,習家子女經商比較外行。 報導並詳細列舉江鎢集團、大連萬達項目、合康變頻和北京觀緣、香港物業等項目說,實際情形與報導不同。 報導說,習近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後,他們的母親、80多歲高齡的齊心,曾多次召集所有家庭成員開會,嚴令任何人不得打著習近平的旗號,在外從事商業活動以及不當行為。在去年的家庭會議上,齊心甚至要求所有家庭成員,必須停止所有的商業活動。如果有人違背這個原則,她將親自追究。 而習近平的弟弟習遠平可能是最早全面退出商業活動的家人。去年齊橋橋為維護習近平的聲譽,也已要求丈夫鄧家貴擺脫所有的生意。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 《外參》電子版第26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2839?apKey=fedd22f528

傳江澤民促平反六四 別拖了

要聞組綜合13日電 香港「明鏡月刊」13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說,中共最高層已決定在7月25日到8月中旬召開北戴河會議。雖然被視為中共18大前的定盤會議,不過此次會議很大程度上還是非正式性的,其中最為敏感的議題是18大的最高人事安排和黨章的相關修改工作。 海外「多維新聞」則引述北京天安門地區管理委員會說,天安門廣場附近正在進行改造和整治,以改善天安門附近整體環境。北京市公安消防局也要求「消防安全自查自改」,對政治核心區和「18大涉會場所」作反覆消防檢查。報導引述分析人士說,因兩項工作完成時間集中在9月中下旬,中共18大料於10月召開。 「明鏡周刊」報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北京玉泉山會見了除胡錦濤之外的數位現任政治局常委。他在談話時指出,要解決「六四」問題,不要再拖下去了,「六四」平反問題要拿出方案,要有計畫,有步驟地展開。 報導說,江澤民的這番最新表態,無疑讓人對其對北戴河會議乃至18大的影響產生遐想。 政情觀察家一直關注,繼「科學發展觀」在中共17大寫入黨章後,胡錦濤會不會在18大上推出自己的指導思想,從而更新江澤民力推的、「16大」黨章上確立的「三個代表」理論的指導思想。 報導說,目前18大黨章修改工作正在緊密推進,有兩個小組分別負責起草政治報告與修改黨章,「他們在一起辦公,便於互相溝通,最近都非常忙」。不少分析人士認為,18大上中共「指導思想」或有新論述推出。 消息人士說,「至於敏感的最高人事安排,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未來政治局常委是保持九人還是縮減到七人還定不下來。考慮到18大初步定下來在10月下旬或者11月上旬召開,時間有限,所以北戴河會議上就常委安排有個初步安排顯得很有必要」。 實際上早在5月7日,全部中共中央委員就在北京集合,出人意料地閉門「海選」18大政治局常委名單。 消息人士說,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和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密謀把此日期提前,以確保令計劃可以入選,避免3月18日北京令公子車禍流傳出帶來的危險。兩人也都做了大量工作,爭取支持,確保令計劃可在名單中排名靠前。 報導說,「因此這次『海選』常委人選是精心策劃的—雖然明文規定不能搞串聯,不能遊說拉票,但一些人還是以『軟性方式』拉了票」。得票最多的是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第二名是中組部長李源潮,令計劃也出人意料的獲得高票,名列第三。 報導指出,此次中共18大僅到京的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就有近400名,加上近2300名大會代表等,人數不少。因18大是換屆之舉,中共官方已開始清除不穩定因素,為會議營造和諧、安全的周邊環境已成為北京市未雨綢繆的主要工作。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

陳良宇案:江澤民清理門戶,胡錦濤順水推舟

坊間流傳:江澤民鬥垮陳希同,瓦解了北京幫;胡錦濤整倒陳良宇,重創了上海幫。但《新史記》記者日前從接近北京中共高層的知情人得知,前一句話,陳希同是江澤民鬥垮的,不假;但后一句話,陳良宇是胡錦濤整倒的,則不實——陳良宇垮台的主要推手,仍然是江澤民 《新史記》特約記者 孔繁琳 六年前,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垮台之後,坊間一直流傳有一種將“二陳”(兩個陳姓政治局委員)並列的說法:江澤民鬥垮陳希同,瓦解了北 京幫;胡錦濤整倒陳良宇,重創了上海幫。但《新史記》記者日前從接近北京中共高層的知情人得知,前一句話,陳希同是江澤民鬥垮的,不假;但后一句話,說陳 良宇是胡錦濤整倒的,則不實。陳良宇垮台的主要推手,仍然是江澤民——雖然他此時已經正式交卸了所有黨政軍領導職務。 陳良宇春風得意時。 “上海王”栽得很蹊蹺 與所有落馬官員的故事如出一轍,陳良宇垮台前的幾天經歷極具諷刺性: 9月21日,陳良宇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第一次最高法院院長會議開幕式,並陪同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在主席台上與各國最高法院院長握手道別。 9月23日夜間,上海國際田徑黃金大獎賽在上海體育場熱力上演,陳良宇與市長韓正等上海四套班子頭面人物傾巢而出,為“飛人”劉翔加油。眾多上海市民通過電視直播,看到坐在嘉賓席的陳良宇也露出微笑。 誰也想不到,晴天霹靂來得這麼迅疾,這就是陳良宇最後一次風光地出現在公眾場合。 《新 史記》記者獲知,9月24日,陳良宇與韓正接到赴京開會的通知。陳到京後,胡錦濤、江澤民、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及中組部部長賀國強一起找他談話,向他宣布處 理決定後,陳良宇就被“雙規”扣留接受調查,沒有讓他出席當日的政治局會議。與韓正談話,也是由上述胡錦濤、江澤民四人一起進行的,告知由他代理上海市委 書記。 9月24日,中共政治局舉行會議,第一項議程就是審議中紀委《關於陳良宇同志有關問題初核情況的報告》,決定依據《黨章》和《中共紀 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由中紀委對陳良宇的問題立案檢查,免去陳良宇上海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 委員職務;宣布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韓正代理書記一職。 9月25日上午,與韓正一起來到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長賀國強,在上 海展覽館舉行的市委緊急會議上,正式宣布這一重大消息,稱根據目前調查,陳良宇涉及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違規使用社保資金、為一些不法企業主謀取利益、 袒護有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身邊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謀取不正當利益等嚴重違紀問題,造成了惡劣的政治影響。所有司局級以上幹部,鴉雀無聲,都 被震傻了,大氣都不敢出。 此前上海早已風聲鶴唳。好幾年來,在腐敗令民怨沸騰、各地不斷傳來 高官落馬消息之時,上海卻一直儼然是一方凈土,似乎與大案要案不搭界。陳良宇在江澤民和中央的“上海幫”支持下,掌控得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但他沒有想到 會在上海社會保障基金弊案上馬失前蹄:前上海勞動與社會保障局長祝均一,將委託給工商銀行上海分行的約32億資金,以該局下屬上海市企業年金發展中心的名 義,向福禧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張榮坤提供“貸款”,用以收購滬杭高速公路的經營權。挪用社保基金本身就違規,貸款時更沒有任何擔保,期間有關官員 均接受了巨额賄賂。 祝均一是黃菊擔任上海市長時欽點出任勞動局長的。張榮坤是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名譽副會長,黃菊的妻子余慧文則是該會負責實際工作的副會長,是非法鉅額貸款的中間牽線人。 這個案子涉及官員和親屬、民營企業家和國企老總,操作模式也一改過去簡單的權錢交易,而是通過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資本運作”,展現出一幅金融時代官商勾結的新圖景。 中紀委專案組對祝均一進行“雙規”,查封他的辦公室和文件櫃,隨後帶離上海,到江蘇某地接受審查。緊接著,上海電氣執行董事兼母公司上海電氣集團副總裁韓國璋,上海電氣首席執行官、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王成明、上海社保局基金監管處長陸祺偉也都被“雙規”。 陳良宇案的另一條線是其前秘書、市委、市府前副祕書長、剛剛調任寶山區長的秦裕,以及由陳良宇創辦的上海新黃浦集團的董事長吳明烈。在陳良宇落馬之前,也相繼被“雙規”。(《新史記》第6期) ———————————- 《新史記》從第7期開始和多個電子書刊公司合作,推出電子版,接受全球各地訂閱者,以下是其中一家電子書刊公司製作的《新史記》訂閱網址: 新史記第8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2368?apKey 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58?apKey=fedd22f528 新史記订阅 訂閱半年3期八折,原價1050元,優惠價NT$ 840元(平均每期280元) 訂閱一年6期七折,原價2100元,優惠價NT$ 1470元(平均每期245元) 訂閱兩年12期六折,原價4200元,優惠價NT$ 2520元(平均每期210元) 訂閱三年18期五折,原價6300元,優惠價NT$ 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劉源智囊張木生的麻煩

《大事件》特約專稿 未普 德國之聲的北京觀察刊登了一篇高瑜寫的“李銳評說毒殺伍德案”。文中提到,“2月,王立軍逃館事件發生後,力挺薄熙來的一位現役上將,緊急給智囊打電話,通報真相,要求‘切割’”。這位現役上將應當就是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少奇之子劉源,而文中提到的智囊應當就是張木生。 2011年4月,張木生開了一個新書《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研討會,在那次會上,剛剛晉升為上將不久的劉源,率領5位解放軍將領為張木生站台亮相,公開亮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旗幟。這些將軍包括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少將、朱德外孫朱成虎,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少將、羅青長之子羅援,空軍少將喬良等。此外,出席人還有自由派的領軍人物如胡舒立、盧躍剛、吳思等。自那以後,張木生就成了北京學界、政界、和軍界響噹噹的人物。 《南方人物》週刊說,在2011年中國的思想界裡,張木生是一個奇特現象:他承認當下社會矛盾重重,侃侃而談一些敏感而備受關注的現象,言論背後政治權力的若隱若現,讓外界捉摸不透。他從《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的位置退下來,以布衣之身縱論天下大勢,卻沒受到任何限制。 可是,薄熙來倒台後,這位布衣先生的麻煩來了。4月20日,海外媒體紛紛以“軍系智囊疑禁出境,大陸局勢撲朔”為題,報導張木生面臨的麻煩。上海經濟學教授胡景北在新浪微博說,他到美國開研討會,本來有張木生參會,但他沒有來,“聽說不讓出境了”。 張木生到底有什麼麻煩呢?他的麻煩主要有兩個:一是坦言批評胡溫當局抱著定時炸彈絕不作為。有媒體說,“超越左右”和“告別不爭論時代”,是張木生理論的標籤。其實,張木生理論最主要的“標籤”,是他批評胡溫當局的這樣一段話:“確實有人這樣想,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但是,新一代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這是近年來中國思想界和理論界對胡溫執政的最直率、最大膽、最傳神、最準確的批評。所以,得以廣泛流傳。 張木生的話,被很多人看作是測試十八大政治走向的風向標。據稱,有相當數量的高級黨政幹部曾邀請他私下對談。張木生後來屢次接受記者採訪時,一再提及“未來的當政者”,批評現在的當政者,強調“我們國家已經被一些軟弱無能、沒有血性的領導者,帶入了一場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當中”,“下一屆最高領導者絕不會允許目前的狀況再延續下去”,“會有人很高地舉起(旗幟)”,“用很高的政治智慧來解決當時他所面臨的問題”,還說,這樣的“下一代的領導人”有“一批”,並且點名說,劉源就是這樣的“非常有理想”的共產黨員。 薄熙來是不是也屬於“非常有理想”的“下一代的領導人”呢?筆者相信,在薄熙來突然出事前,張木生的名單裡,是包括薄的。 據李偉東說,“非常有理想”的“下一代的領導人”劉源,把他為張木生《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一書寫的長達十七頁的序,轉給了胡錦濤,而張木生對胡溫的批評,也應當早就傳入胡溫耳中。如果沒有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胡錦濤即使內心極為不爽,也只能對劉源和張木生的批評不了了之。而偏偏就在十八大即將到來,劉源及其智囊即將被派上大用場的時候,薄熙來出事了! 這就給劉源和張木生帶來了另一個麻煩。凡是讀過張木生講話和文章的人,都會有這樣的印象:張木生談“重歸新民主主義”,大多與重慶模式相聯繫。筆者的印象更是,張木生不僅有意為重慶模式提供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支撐點,而且希望,把重慶作為新民主主義的試驗田。 《南風窗》記者田磊2011年1月19日在共識網發表一篇報導,題目是:“‘紅色重慶’的價值與挑戰”。文章指出,重慶模式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進行從農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加強政府對企業和經濟事務的掌控,“這樣的舉措,與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時期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劉源和張木生是否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和薄熙來的重慶模式中,獲得這種“異曲同工”似的啟發呢?我以為,其間是有關聯的。 但是,重慶模式,就不能不談“唱紅”和“打黑”。錢理群在他那篇引發廣泛關注的文章“老紅衛兵當政的擔憂”中說:近年來,薄熙來精心打造的“紅色重慶”,一直是熱議的焦點。人們最為關注的,是“唱紅”與“打黑”,前者顯示的是意識形態和社會氛圍上向毛澤東時代的回歸,後者則是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方式解決腐敗問題的自覺嘗試。 張木生似乎並不認為“唱紅”就是對文革和毛澤東時代的回歸。2011年10月29日,《南方人物週刊》採訪張木生時,記者問張:你怎麼看待重慶模式?張木生答道:第一,最好不要叫重慶模式,重慶探索、重慶之路更好。重慶的探索不可代替和複製,重慶代表的是中西內陸,東南沿海能不能解決還不知道。第二,唱紅是讓大家回憶延安記憶,而不是“文革”記憶,這是中國共產黨團結了最多的人、最廉潔的時期的回憶,他要回憶這個。打黑是讓老百姓出氣,這是一個現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 2011年12月,張木生在“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研究中國模式與重慶模式討論會 ”上有個發言。從那個發言來看,他對重慶模式的觀察,有更細微的體會。他說:“我對重慶模式的觀察,和我們發展組(張木生是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的創始人之一)的老傳統一樣,就是抓兩頭。所謂兩頭,一個就是最基層的,一個就是重慶最高層的。在這點上,我覺得我有一點優勢。重慶搞片子,重慶衛視讓我做顧問,讓我去講四次,其實,我就去講了一次,贏得了重慶領導層的一定信任,所以,黃奇帆召見了我們五六個人,跟我們細談了兩次”。 張木生對重慶發展的基層考察,是從他家的阿姨和親戚的經驗和經歷獲得。他們都說,過去重慶很差勁,感覺像是水深火熱。現在變化很大,這幾年阿姨的家鄉,馬路修通了,家裡安電話了,生活水準提高了。他們的宅基地,新村建設之後,騰出的老宅基地和新建的耕地都放到地票市場進行交易了,家裡通過這個收入拿了幾十幾萬,所以,她也不當保姆了,拿了這個錢和兩姐妹買了公租房,收入比做阿姨要高。 張木生說,重慶這幾年發生了很大變化,打黑是前提,是基礎。原話是這樣的:“…… 所以,我想說的,重慶的打黑,對於中國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政治行動,很多領導對我那句話不滿,我說,現在中國已經形成了‘貪官搭台、奸商唱戲、權力市場化、執政產業化、地方政府黑幫化’,中央也有人能接受。所以,我覺得,重慶後面的一切好事,名聲上的好事、民主政治發展上的好事,打黑是前提,是基礎,……王立軍以前帶著兩位上將參觀重慶的打黑展覽的時候,當時,兩個上將問,重慶之黑,你是從東北來的,究竟黑到什麼程度,你能不能給一個評價。他說,重慶之黑在全國只是屬於中下,比重慶還黑的地方還真多,而且,很多還是發達地區。” 對張木生來說,“唱紅”是回歸延安,不是回歸文革;“打黑”是讓被欺負的老百姓出氣,聽起來挺不錯。但是,這些張木生只願意看到並承認的“不錯”的部分,在重慶的現實中占多大比例呢?再說,既然“地方政府黑幫化”,黑幫化了的地方政府,打黑不是越打越黑碼?對這樣的悖論,解釋重慶模式的張木生及其他左派學者們或者視而不見,或者裝聾作啞。 榮劍在他的“為薄熙來‘月台’的學者們”一文中說,那些蜂擁而至重慶的新老左派們,對重慶政府在“打黑”上存在嚴重違法亂紀行為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都緘默不語,而新左派領軍人物崔之元還為“打黑”辯護。 當然,對張木生而言,在唱紅打黑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舍大“是”取小“非”(據榮劍說,其實張木生也對“李莊案”頗有微言),是有其他重大考量的。( 《大事件》)    《大事件》 第11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103                                                                 張木生

中宣部點名,鑒定官員名錶“總書記”被蒸發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秦雲    不過,9月中旬新浪通知他,有關部門加大了審查壓力。據網友分析,“花果山總書記”被新浪封殺的直接原因,可能與《南方週末》的報道有關。 雖該報道含糊其辭,並未點名,但仍引起中宣部的輿論管制官員的警覺。《南方週末》該報道剛一上網,就有傳媒工作者證實,收到來自中宣部的通知,對此事“不再報道、轉載和評論”。 隨後,南週的這篇報道的網絡鏈接大多無法打開。 《“花果山總書記”微博為官員鑒錶遭“滅口”》一文指出:事實上,在“花果山總書記”看來,鑒錶一事本來簡單,但他也擔心鑒錶系列繼續下去,可能會挖掘出某些“猛料”。 不過,“不可抗力”並沒有給“花果山總書記”爆出猛料的機會。9月18日,網民發現“花果山總書記”的鑒錶系列微博一夜之間被悉數刪除,之後其向媒體解釋微博內容沒有被刪,衹是技術人員采取了單向屏蔽。但9月19日,“花果山總書記”註冊騰訊微博賬號,發文紀念新浪微博主號陣亡,之後繼續發佈鑒錶照片。 接著,“花果山總書記”在騰訊微博感慨,“(新浪)小號也被滅了,看來很快要無處容身了”,“不明白,找個專家來指出本人鑒定有誤,也比滅口強啊。” 隨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花果山總書記”稱,理解新浪承受的壓力,“錯不在他們。”其微博表示,“本人的願望,是活著、鑒錶,而不是做紀念碑下的烈士。” 據外電報道,9月20日,“花果山總書記”被中宣部在中文網絡上“定點清除”。 新浪公司徹底刪除了“花果山總書記”的微博帳號;在新浪微博上搜索這個帳號時,則顯示“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一位不願意留名的新聞從業者說,數月來,“花果山總書記”不辭辛勞地為各地的官員們鑒錶,一個網民,毫無利己的動機,把本屬於紀檢部門的鑒錶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 她說,“這是什麼精神?現在,他連ID帶馬甲都被蒸發,到底是誰在怕什麼?” 漫畫:鑒錶 只殘留下一息反腐的聲音 在英國《金融時報》9月26日發表的《中國“鑒錶”微博為何被封殺?》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評論:“腐敗”是中國博客圈最為普遍的批評話題之一。今年早些時候,審查機構關閉了一些人們曝光自己所遇到的腐敗官員的網站,人們通常在上面匿名講述他們如何行賄官員。 網友叢曉波評論說,“花果山總書記”的微博鑒錶,之所以吸引眼球,原因不外乎兩點。第一,其專業性、知識性和趣味性,令很多網友大開眼界、大長見識。第二,網友對於貪腐行為的極大關注和憤慨。官員的衣食住行,都應該成為廣大公眾的監督對象。“花果山總書記”善於鑒錶,或許有的網友善於鑒皮帶、鑒皮包、鑒衣服等等,在一個旨在打造民主政治的國度裡,這些善於監督的草根達人越來越多,有助於整頓吏治。 解讀上述新聞,一些深層次內容,更值得推敲。首先,“花果山總書記”,跟很多達官貴人交朋結友,觥籌交錯,並非等閑之輩。這種零距離接觸,為他鑒錶提供了便利條件,也增加了監督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但是,對於普通百姓而言,每天都圍著柴米油鹽轉,哪有機會和條件接觸此類情況。這就引出一個當前頗有代表性的行政話題:官員是否“接地氣”。一些領導幹部,跟基層隔得很遠,有的甚至是“絕緣”,公眾衹能在電視、報紙上看到他們的身影,要想對其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進行監督,從何談起? 叢曉波質問道:對於一些官員的腕上名錶,為何有關部門卻無動於衷,甚至視而不見?對於一些明目張膽拿著名錶炫耀的領導幹部,有關部門為何不能順藤摸瓜,徹查一下表的來歷?實際上,衹要有關部門有心,不但是查處一個貪官的問題,更是為國家減少損失、為政府樹立形象的政治大計。 比如說新聞中提到的兩個人物:某司長戴了塊市價70萬的百達翡麗,還特意摘下來讓商人們爭相傳閱。如此高位、如此奢華、如此顯擺,難道說有關部門一點風聲都沒聽到,一點跡象都沒察覺? 該文最後指出:上述新聞事件,啟發了民智,有利於擴大監督,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但要是民間監督越來越強,而權力領域的內部監督依然千瘡百孔,官員戴名錶的底氣和派頭,依然不會減少。 龐青松在《不可小看“花果山總書記”的鑒錶評語》一文中評論說:衹要一塊金光閃閃的名錶往官員手上一戴,手上的權力很容易條件反射般自動鬆綁。也就是說,一些官員在接受別人送予的名錶時,相當於接過了一副手銬。他既然敢接,有關部門就應去幫他戴上。 讀了“花果山總書記”的鑒錶經,深覺有關部門的人員似乎應該向“花果山總書記”學習,學習他的細心,學習他的敏銳,學習他的專業,也多具備一點鑒定的本領,必能有助於清除幹部隊伍中的各類碩鼠。 然而,正是這位最值得中紀委和中共反腐機構或官員學習的“鑒錶榜樣”,卻在中宣部點名後從網上被蒸發了,只殘留下一息反腐的聲音。 好在“花果山總書記”在接受多家媒體採訪時都表示,他不會放棄給中共官員們鑒錶,並打算在其它網站上繼續自己的業餘愛好。(《明鏡月刊》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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