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獨家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秦雲 　　 隨著鑒錶微博的爆紅，不少網友也開始對“花果山總書記”的身份和目的進行了猜測，“他到底是何方神聖？”“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等等疑問不絕於耳。 對於他的身份，網上流傳著多種猜測，其中許多人認為他是賣錶的。 從“總書記”的鑒定語氣，不難看出他確實對手錶有著很深的研究，因此很多人就猜測他是不是一個賣錶的，整天和手錶打交道，自然而然會對手錶作出專業的鑒定。 對於這種說法，“花果山總書記”很快就親自闢謠，他說，“喜歡精密機械之類玩意兒，是男人的天性。初中時他就偷偷拆過家裡一塊寶石花的老機械表，之後數十年一直關注鐘錶雜誌，就這樣積纍下來了鐘錶知識。工作後他開始買錶玩錶，周圍朋友也有很多這類的珍藏。” “我第一次把玩雙陀飛輪，就是在一位浙江朋友那裡。”“鑒錶這件事，首先是體力勞動，然後才是腦力勞動。你要搜集大量清晰圖片，工作量已經很大，幾乎佔用了我全部碎片時間。然後要歸類、建檔。最後才是根據你的鐘錶品牌知識進行比對鑒定。觀察力和分析推理能力很重要，這一點我比較自信。我相信，自己的鑒錶結果絕大部分是經得起真相檢驗的。” 也有網友自稱是“花果山總書記”的朋友，稱他是一家軟件公司的老闆，現年33歲。為了不暴露身份，他特意捨棄了加V的微博，另開了一個賬號，由於喜歡孫悟空，便取名為“花果山總書記”。 其實，花果山總書記到底是不是賣錶的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為了鑒定官員的手錶另開賬號，可見此事絕對沒有想象的那麼簡單，而從他的微博也可以看到他的個人資料是留白的，也就是說，從微薄上完全看不出“總書記”究竟是何方神聖。 “花果山總書記”說：吉林省質監局副局長金窗愛女士（時任遼源市副市長）。她的女款鑲鑽星座錶，看著像玫瑰金的1168.79.00，公價8.98万元，如果是黃金的1152.79.00，公價為9.66万元。誰說女子不如男。 “花果山總書記”是反腐人士？ 為什麼“花果山總書記”要另開賬號？為什麼他專門鑒定官員的手錶？ 有網友猜測說，首先，“花果山總書記”用於鑒錶的賬號沒有任何個人信息，可見，他是不想讓他人知道他的身份。為什麼他不想讓他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因為他心裡很清楚，一旦將那些官員的手錶信息發到網上，必然引起網民的關注，而他本人的安危能否保證也是一個疑問，可見他是事先有所準備，微博鑒錶也並不是大腦一熱或是出於愛好想出來的點子。 其次，如果他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手錶愛好者，幹嘛非要去鑒定官員們的手錶，可見他是有意為之。大家都清楚，雖然官員的貪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但是，一旦這個秘密擺在大家面前，被網友炒作的很熱，引起民憤，那官員的小命也就不保了。那怎樣把一些貪官拉下水，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抓住他們在公共場合的漏洞。 而眾所周知，名錶，是權力、地位、財富的象徵。在來來往往的職場中，在擦肩而過的一瞥中，仔細觀察對方手腕上的錶，錶的檔次越高，其主人的身份地位越高，手腕上是光杆的，那多半是無官帽的了，是謂平頭百姓。 還有網友評論說，其實手錶的實用性已經趨近於零，僅僅就是一個身份地位的象徵，而官員都是要面子的，手腕上自然不能少那麼一塊錶，因此“花果山總書記”就對官員在公共場合戴手錶的照片，對手錶進行估價。 其實，“花果山總書記”是不是手錶行家已經不重要，他對於手錶的估價是否準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事定會把一些貪官擺在風口浪尖上。因此，不少網友認為，對“花果山總書記”身份的此種猜測，可信度頗高。 不過，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一篇報導中，採訪過“花果山總書記”的記者提到，“花果山總書記”的英文名字叫Daniel Wu。 “我不是賣錶的” 在微博還沒有紅起來時，“花果山總書記”的微博比較個人化。慢慢地，他開始有意識做一些專題，比如無線互聯網簡史、佛教簡史，以及一度很火爆的“如何在微博扮上流社會”系列。而真正讓他紅起來的是他的“鑒錶”系列。 “甬溫動車事故之後，我偶然發現，與此事件相關的一位領導戴的是很名貴的手錶，於是，在網上搜集了相關照片，發了第一組鑒錶的帖子，引起了廣泛關注。”評論多了以後，“花果山總書記”發覺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於是，轉而關注其他公務員戴什麼樣的錶，其中，基層和中層的公務員成為主要鑒錶對象。後來，他還把鑒錶系列集結成了《花果山名錶指南》。 關注從網上走到線下。“昨天，山東電視台在新聞裡報道了我鑒定當地某基層官員戴名錶的事。”直接反應到微博上便是，山東的粉絲一下子多了一百多。“我不希望把鑒錶這件本來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但同時我也擔心，這個系列繼續下去，很可能會挖掘出某些‘猛料’，我不認為自己的微博扛得起反腐倡廉的大旗，我更希望用制度讓公務員的收入更加陽光，發現問題之後，官員和有關部門能主動出來面對處理，而不是讓輿論不斷地發酵。” 雖然對於鑒錶帶來的副作用，“花果山總書記”有些擔心。但他坦言，“之所以堅持到現在，首先是因為我本人對腕錶這種東西比較感興趣，其次是大家也很關注官員戴錶這個現象，最後也得益於國內互聯網的言論寬鬆度。能談這個話題，我覺得是一種社會的進步。” 也有不少粉絲是來開眼界、學品鑒、“求拜師”的。更有人直接在微博上諮詢起買什麼錶來。甚至有不少一線時尚雜誌、鐘錶雜誌的總編都開始關注“花果山總書記”的微博。 有意思的是，“花果山總書記”走紅後，有網友稱他是正義和反腐的象徵。與此同時，有些官員朋友得知他在網上的“鑒錶”行動之後，還曾主動聯係叫他不要把自己戴名錶的事情抖漏出去。 有資料顯示，中國國家公務員級別分為5檔19級，基礎工資每月幾百至上萬元不等，但同一級別，也會因地區發展水平而有所不同。2010年年底，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接受央視訪問時說，北京房價太高，以他年薪才10萬元的水平，根本買不起。考慮到賀鏗的官位已相當於副部長級，中國官員的年薪並不算高，但卻能戴得起如此昂貴的名錶，引起人們對其官職與收入不相符的懷疑。 不過，“花果山總書記”在受訪時強調，官員戴名錶現象目前很普遍，也不能輕易斷言，戴名錶者就必定是腐敗分子。他告訴《明報》，“我也不喜歡被人貼標籤，其實我衹是一個鑒錶玩家和觀察者，鑒錶是為了消除信息的不對等，但我認為，官員戴了什麼錶，公眾是有權知道的。”（《明鏡月刊》第23期）

《 大 事件 》 記者 柯宇倩 在薄熙來、谷開來案沸騰之際，媒體也不斷揭露 薄瓜瓜 的 醜聞。高光俊認為，薄瓜瓜應未參與薄 家 的貪腐情事，“他一直在讀書，不像一些高官子女，已經在經商，因此會直接涉入腐敗事件中。” 至於谷開來的殺人案和薄熙來的 政治 鬥爭，高光俊更不相信薄瓜瓜涉入其中。高光俊對《大事件》說，將薄瓜瓜推到風口浪尖，無非 是 人們對這樣的官員及後代有相當程度的憤怒和不滿。“薄熙來一天到晚喊著均富、 反 腐，也在重慶建了許 多 平租房，結果自己卻涉入腐敗、洗錢案。薄熙來要學生唱紅，卻讓自己的孩子從小到國外唸書、上最好的學校。人們自然要把薄瓜瓜扯出來。” 腐敗和謀殺是中國官場普遍現象？ 對一般中國老百姓來說，官員的貪污腐敗、情色交易，可能不是希罕的事件，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其實，中共官場中，普通謀殺案也經常發生。“只要一個人在政治上沒大問題，他所涉入的殺人案 都 會 被 遮掩過去。許多高幹的保姆、傭人死亡原因離奇，一看就是有問題。如果谷開來確實犯謀殺罪，這或許也能解釋她為什麼會一再殺人。”高光俊指出，如果不是因為 王 立軍， 海伍德 的死亡案將不再被提起，且未來死亡的人數可能還會增加。 高光俊80年代在 北京 工作時，就遇過一名退休回到北京的原 西藏 軍區副司令員家中發生保姆死亡案，這名保姆20歲不到，當北京市 公安 局到現場勘查時，此退休副司令員完全不理會公安局人員，副司令員妻甚至要公安局人員“滾”出家門。但為了做個交代，高光俊同事需照張相，同事發現死亡女孩的脖子有勒痕，明顯是不正常死亡，但也只是照張相就離開。 “想想還有多少政治上沒倒台的人，兇殺案還藏在裡頭？”高光俊問。“而且，很多公安就是因為得到這些把柄，才一步步往上爬，王立軍、陳希同都是典型例子。”高光俊相信，如果將來有另一個中共高官倒台，細查下去，可能也會發現殺人案。(《大事件》) 高光俊。（《大事件》記者柯宇倩攝） 高光俊1983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察系。

《 大 事件 》 記者 柯宇倩 王立軍發現海伍德死亡，割肉當證據？ 根據坊間流傳的版本，王立軍奉命前往南山麗景渡假酒店處理海伍德命案，在調閱監視器時，發現谷開來最後一個離開海伍德房間，留了點心機的王立軍，刻意讓法醫切下一小片海伍德的皮肉化驗，此物或許成為後來谷開來認罪的證據。 高光俊對此提出質疑：要保存取下的肉，是否需要特殊容器？保存地點為何？而且，王立軍有很多其他取證選擇，如海伍德的指甲、頭髮、血液，甚是排泄物都比一塊肉好保存。因此高光俊認為這項傳聞不太可靠。 因為兩億英鎊殺人？ 海伍德究竟是為了什麼遭到殺害，也一直未有定論，新華社稱，谷開來及薄瓜瓜與海伍德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經覆查，現有證據證明海伍德死於他殺，谷開來和張曉軍有重大作案嫌疑。 許多坊間版本也都指向谷開來與海伍德之間的金錢糾紛，有稱谷開來不願意支付海伍德約兩億英鎊的佣金，因此，海伍德開始蒐集薄家海外洗錢的證據，從此種下殺機。 “我不大相信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妻子會只因為兩億英鎊殺人。”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谷開來與薄熙來可能牽涉的海外資產就是幾十億人民幣，比較有可能的是海伍德拿不到錢，準備公布對薄熙來不利的消息，才引發谷開來的殺意，但高光俊指出，中國有句話：凡是錢能解決的都不是問題，如果谷開來確實與海伍德的謀殺有關，一定有比錢更重要的動機。 高光俊表示，做刑事偵察的人都知道，殺人案最好破，因為動機明確，很容易找出兇手，如果谷開來殺害海伍德，第一個可能的動機是情殺，但傳谷開來的情人眾多，因此，情殺可能性不大，第二個可能的動機就是源自海伍德的間諜背景，這對整個薄家都是非常要命的，高光俊相信海伍德的死與第二個因素有關。 把谷開來稱為薄谷開來？ 新華社在宣布調查谷開來的專稿中，不尋常地把谷開來稱作“薄谷開來”，新華社指出：“據警方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移送司法機關。” 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許多分析都認為新華社此作法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是暗示谷開來有外國身份，第二種原因是顯示谷開來與薄熙來之間的關連性，兩種都有可能。“這種官方發出的稿子是審查又審查的，不可能是打字錯誤，應該是有意的。” 谷開來可能的判刑 按照中共規定，如果涉案者是黨員，則由中紀委來處理，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就由司法部門處理，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後者依照案件的發生地點，來判定哪個單位對此案有管轄權，因此，谷開來和張曉軍案應該由重慶市公安局處理，但由於重慶市公安局局長自己都有案在身，因此案件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刑事偵查局直接處理。此外，谷開來也牽涉到發生在其他省份的案件，因此，必須由公安部來協調處理。 至於谷開來可能的刑期，高光俊認為可能輕判。高光俊說，按照中共法律規定，有時殺一個人都會被判死刑，如果谷開來牽涉好幾條人命，照理是判死刑，但中共的“刑不上大夫”觀念仍很濃重，因此，司法部門還可能找其他理由對谷開來寬大處理，谷開來最嚴重應只會被判死緩。(《大事件》) 高光俊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察系，西南政法學院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一所重點法學院，有中國法學界的黃埔軍校之稱。高光俊在中央人民公安學院培養出的學生，如今也幾乎都在中國公安系統工作。因此，高光俊所認識的中國法學界，特別是公安系統人士較多，加上王立軍、薄熙來事件的發生地，正是高光俊求學之地，重慶的公安法司人員有八、九成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使得高光俊對薄王案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 《 大事件 》 ) 《 大事件 》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55?apKey=fedd22f528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楊時人 對於這些大陸官方斥巨資辦的海外媒體能否成功，西方同行與中國國內媒體研究者均持懷疑態度。這種懷疑的焦點是，這些海外媒體必將受控於中宣部而缺乏公信力。 有學者指出，儘管“大外宣”運用了資本的力量，打造中國的良好國際形象，但商業邏輯是無法取代文化邏輯的，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是由其國內政治社會狀況來決定，就像美國的國際形象不是依靠美國新聞總署和白宮發言人塑造的，缺乏公信力的外宣媒體辦得再多，也不可能憑藉它來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 新華社租用美國時代廣場上的廣告位。 中國內地傳媒學者畢研韜說，如果中國的新聞制度和新聞理念不能與時俱進，中國450億元的外宣投資（也是高額學費）除了浪費國家巨額資金、肥了某些國營媒體外，可能成為貽笑大方的歷史笑料。 他指出，中國媒體的內傷是公信力太低，其主要原因是混淆了新聞與宣傳，必須給予新聞媒體更大的獨立性，這才是中國媒體的唯一出路。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表示，“我想，（畢研韜的）這個擔心有它的依據，如果嚴格按照過去的方式來做對外傳播，它的實際效果應該是不很樂觀的。” 喻國明認為，實際投入可能超過450億。 中國問題觀察人士林和立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自從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以來，西方對中國已形成某種固定的模式，很難改變，除非中國在西方關注的話題上，例如在人權和西藏、新疆政策等問題上做出改變。 他說，“在西方世界，靠這個方法恐怕很難擴大中國的軟實力，因為西方國家對一些問題批評很久，比如對中國的人權紀錄，在西藏和新疆方面的政策等，一般西方讀者對這些問題比較有興趣，可是這些問題目前北京恐怕解決不了。所以目前他們對外宣傳的方法和投入很難在西方世界獲得很大的作用。” 他說，另外從新聞管制角度來說，北京也不太願意改變媒體“報喜不報憂”的傳統，因此從這一點來說，也很難取得西方世界的認同。 動向雜誌主編張偉國説，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努力的一個目標，就是儘可能的包裝自己，把自己打扮成跟西方媒體好像是同樣性質的傳媒，把自己作為“黨的宣傳工具”這個本質，給包裝掩蓋起來。“西方對這種東西，總體來講瞭解不多。因為西方人對共產黨意識形態輿論的控制，都缺少切身的體驗。尤其是中國，在共產黨極權專制國家裡面，對媒體控制是最精緻的。許多手法恐怕是西方人想都想不到的。” 說回央視，每個分台200人的編制就想和CNN，FOX這種做大坐穩的當地電視台競爭，更是不靠譜。更不要說，中國人像是發政治指令一樣告訴當地聘用的新聞人這也不能報道，那也不能報道，勢必會有矛盾和衝突。勞資雙方這個磨合過程勢必是漫長而又荒唐可笑的。當地的法律、社會規範和政治制度更是對央視這種野心構成極大的挑戰。比如說，在美國，50人以上的公司就可以組建工會，那勞資之間的矛盾馬上就會凸顯，員工對薪金不滿了，對新聞審查不滿了，都很容易譲矛盾昇級。怎麼解決，沒人知道。“搞不好最後釀出內部人揭醜的好戲來，”知情人說。 具體拿利比亞戰亂來說，當地的央視報道站在哪邊的立場？站在卡扎菲一邊，那不是找駡找打嗎？要是站在推翻現政府的反對派一邊，那在中宣部看來豈不是政治上不正確？ 另外一個北京不願意接受的現實是，因爲是中宣部管轄的官方媒體、黨的喉舌，西方一些有影響力的名流學者和領導人並不願多上央視露面，他們有所顧忌也算是人之常情。一些有見識、有智慧的西方人士也不願接受央視9台的采訪，更是不想自己的話被“掐頭去尾”，無辜被利用成為共產黨的外宣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秘書曾提議，央視一分爲二，一個還叫中央電視台，負責宣傳“光榮偉大正確”，由中央撥款扶持，另外一個叫國家電視台，市場化運作。有高層認爲，這個方案不錯，是個方向。 但衹是個方向，具體怎麼搞要研究出不知道猴年馬月了，大外宣等不及就“開拔”了。 “現在的大外宣就是大虛假，大躍進，大花錢，大忽悠，花著中國納稅人的血汗錢，解決一些人的級別問題，譲一些人方便陞格陞官，方便在國際上旅遊，方便在海外置業爲自己未來移民鋪路，如此而已。”知情人説。（《明鏡月刊》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