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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长期得不到家庭的庇护与教育，易受到侵害。
广东妇联与检察院联合调研显示，在女童受侵害刑事案件中，女童遭性侵现象最为突出，占案件总数75.34%。过去三年，广东逾2500名女童遭性侵，其中近半在14岁以下，性侵女童者65.74%是熟人，包括邻里、亲属、老师等。（4月24日《广州日报》）
过去三年，粤有逾2500名女童遭性侵，近半未满14周岁，施害者65%是熟人……习惯于用数据说话的我们，看到这般鲜明的数字，一个潜意识间达成的毋庸置疑的共识是，如何构筑女童免遭害的堤坝，是一个刻不容缓、亟待求解的命题。
透过报道，女童遭性侵害的原因，既有个体的意识欠缺，也有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照顾不周的因素。如此，如何构筑女童免遭侵害的堤坝，无疑需要个体、家庭等的合力，打出“组合拳”方可破解。考虑到现实的窘境，以及化解难题的迫切性，我认为以下操作性强且又能即刻发挥效力的措施可以落实。
一者，教育方面需要及时跟进。一方面是家庭与学校教育，应当给予女童一定的性知识、性安全和自我保护的教育，使其能够对性侵害有基本的分辨能力和防范意识。另一方面是学校教育应当把防身教育与自我保护常识纳入教学大纲，让女童在遭遇侵害时有一定的反抗意识、反抗能力与反抗技巧。譬如美国就从娃娃抓起防身教育。
二者，法律制度应对施害者予以严惩。我国《刑法》第236条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诚然，“从重处罚”实质上本彰显了法律对性侵女童行为的零容忍度，可“从重处罚”毕竟需依案件情节严重度来考量，且存在着极大的“弹性空间”，难免个人主观意志的渗透，且另有极具争议的“嫖宿幼女罪”来兜底。比如典型的例子，贵州习水与陕西官员性侵案被定性为“嫖宿幼女罪”，曾就招徕一片非议与质疑。而与之迥异的是，我国台湾就硬性规定，对侵害7岁以下无行为能力的幼童，一律以最轻本刑7年以上的加重强制性交罪论处，并加重其刑。如此明晰的从重处罚，出现一补习班教师性侵12名女童，获刑4613年的新闻，怎能不对居心叵测者起到警醒作用？
受制于现实的诸多条件，一些因素显然是暂时不可变更的，譬如留守儿童长期得不到家庭的庇护与教育、基层村居社区治安条件较差等等。而性侵女童的行为，不仅会摧残受害者的身心，使当事女童终身都蒙上心理阴影，且对于家庭与社会和谐的破坏，对于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都是不可小觑的。基于此，当前无疑需要教育的给力与法制的发力，共同构筑女童勉遭侵害的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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