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改革已经处于“输不起了”的境地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重启改革的契机。因为近些年改革共识一度破灭的现象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已经处于“输不起了”的境地，如果在改革的选择上发生重大失误，今后再次凝聚改革共识就更加困难了。我们从不同选择或思路的走向，其内在的逻辑，背后的社会力量，不同道路的意识形态取向及会使用的符号策略，不同选择的现实性以及可能导致的问题等方面，对这四种不同的可能选择或思路，做一个概括的分析。第一种思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第二种思路：“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关”；第三种思路：定型现有体制；第四种思路：融合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经济观察报》，2012年4月9日
关注理由：最近一段时间，改革的呼声再起，改革共识，又在重新开始凝聚。这与当下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断积累，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日益明显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面临的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重启改革的问题。
2、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
根据我们的测算，今年是(人口红利的)最后一年，2013年人口红利就将结束。到2013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是零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2013年将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劳动力所需要支持的抚养人口，也不再下降，明年降到最低点，之后就会上涨。人口红利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要用一个统计指标来监测，人口抚养比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如果我们有紧迫感，能早点认识到问题所在，帮助培训农民工，提高他们的技能，就能促进产业的跨地区转移，延长人口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P，《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04月11日
关注理由：一边是民工荒，一边是就业难，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却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就业现实。我国当前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其核心在于，过去能让我们高速发展的因素——人口红利没了。
3、美国垄断不了“自由”“民主”
当一个国家在制定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必须站得高看得远，一定要冲破利益集团控制，既考虑到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特色，更要符合人类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必须得到执政者、精英与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才能持久，并转化为软实力。同世界上绝大多数确立了核心价值理念的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水平、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自由”、“公正”、“民主”等普世价值在中国同样存在，不能让美国垄断了这些价值，中国对此应形成共识。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决非一蹴而就，它需要逐步发展、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拥有既符合国情，也顺应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理念。——香港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杨恒均，《环球时报》，2012年4月18日
关注理由：改革下一步是共建核心价值观。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甚至一群人，总得靠一种价值观来支撑和凝聚。
4、民主并不一定等于清廉
今天在大众民主时代，西方民主在应付腐败方面也面临着挑战。在发展中社会，民主更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尽管早就实现了民主化，但是腐败仍然极其严重。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的关联，并没有在这些社会发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蛋糕并不大，民主往往意味着各党派之间争抢蛋糕的政治纷争。这种纷争往往是非常暴力的。很显然，既然民主演变成抢蛋糕之战，政府官员也往往是极其腐败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联合早报》，2012年4月3日
关注理由：无论是认识腐败的根源还是探讨清廉政府，必须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如果从民主政治和权威主义等意识形态出发，就会出现简单化的“黑”、“白”观点，无助于真正认识到腐败是如何产生的，清廉政府又如何可能。
5、中国至少已经存在三大既得利益群体
近来在讨论改革的阻力问题时，人们几乎众口一词提到既得利益集团。事实上，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上更是如此。目前中国至少已经存在三大既得利益群体：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一方面，这些特殊利益群体充分利用现有制度或政策空间通过攫取社会公共利益来放大自身利益，从而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另一方面，这些既得利益群体为谋求自身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利益诉求渠道进一步谋求政策的倾斜，阻挠可能有损自身利益的改革措施，扭曲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在这种权力利益获取和博弈过程中，强势利益部门和一些富人群体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话语越来越多，而普通民众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自然就变得雷声大、雨点小。——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刘志铭，《南方日报》，2012年4月1日
关注理由：收入分配改革的进度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进度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想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就必须敢于正视其问题的症结所在，敢于碰硬，着力打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利益困境，从制度上遏制权力寻租、垄断经营和官款互傍等行为。
6、中国也有可能和平演变西方
现在真的有了超越左右的问题了，当前世界上左右的理论有它的长处，但是也有它的问题：自由放任会造成两极分化，福利国家又会养懒汉，这是大而化之。现在很多问题其实已经摆在面前，就是目前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了严重的冲突，以至于使得不管是左的想法，还是右的想法，其实在一个国家内，这两种想法不是不可以综合的，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左和右的调和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实践了，但是一拿到国际背景就行不通，拿到国际背景以后，这两种东西的弊病就会被放大，在全球范围内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要讲西方想和平演变我们，我们现在的确有和平演变西方的可能！以前没有这种可能，现在真的有。也等于把西德给统一了，更可怕的一种可能是，大家知道在民主社会，不管是讲民主还是讲自由都是很难的。如果西德发生严重社会动乱的话，即使动用武力，东德都是有可能统治西德的，不是完全能排除这种可能。——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共识网，2012年3月31日
关注理由： 各政党都声称有左右格局派，一般来说，左派骂自由太多，右派骂福利太多，但二者并非完全不可调和的。
7、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来临
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毕竟是改革初期的有效合理的改革模式。改革如果一直停留于这一模式，其自身所含有的一些不足之处便会逐渐显现出来，并对中国发展造成明显负面影响。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发展全局。其一，社会矛盾问题的连带性很强。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之间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加重，使得社会矛盾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而且，特定条件下，原本属于个案的社会矛盾问题有时会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矛盾问题。其二，社会矛盾问题的势能越来越强，惯性越来越大，越来越会按照自我演化的逻辑加速度扩张。从社会矛盾问题演化的可能空间来看，远没有到达峰值。从影响面影响力较大的角度看，官民矛盾、劳资矛盾、贫富矛盾、由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由流动人口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以及由对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倒找”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等等，皆有上升扩张的可能性。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势，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已经难以有效应对，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已经来临。——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四期
关注理由：中国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一方面，中国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
8、中国不是要缩小政府 而是转变政府角色
政府三十年前做的工作和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政府仍然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是不变的。中国现在进行的这样一个结构调整，那就是单靠市场可能是做的还不能够完美的，包括需要对劳动力的一些相关政策，再培训的政策进行修改，然后让产业进行转移，包括让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一些新的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等等。很多关键的结构调整需要政府对于研发，对于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投入，所以说并不是说要缩小政府的角色，而是要改变政府的角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财经网， 2012年03月18日
关注理由：中国政府有着机构臃肿、官员数目膨胀与低效的通病，“大社会，小政府”这一世界潮流就成为公众对行政改革期盼的理想状态，也是很多官员声称的努力方向。然而，斯蒂格利茨却并不这么认为。
9、中国面临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困境
中国的工业化历经艰难曲直，终于在全球搞出了名堂。比照之下，倒是原先普遍认为门槛不高的城市发展，成为落后于工业化的一条短腿。就整体而言，中国作为当今全球总量第二大的经济体，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总量为18.8万亿元人民币，占据全球工业总量中的最高份额，也说明“世界工厂”名副其实。可是，若论工业化推动交易部门的更快增长，以及其空间投影——城市化率更显著的上升——中国却不但敌不过美欧日本，甚至在金砖诸国中也甘居下游。谜底在于开放与全球化。今天的中国工业为全球市场供货，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世界城市体系”的帮助，离开了香港、新加坡、汉城、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的商务、物流、技术和融资等多方面的服务，中国制造要坐上天下出口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没有那么容易。投影到空间表现上，中国的城市化率就没有表现出相对于工业化率的更快提升。虽然自己和自己比，内地的城市化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拿全球的情况作为参照，我们还是可以在中国现状中看到“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现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经济观察报网，2012年04月25日
关注理由：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一般来说，工业化之后，城市化自然就会加速。但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率更快增长的规律，却在中国失灵。
10、“社会赏罚”是提升道德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在整个道德文化的建设中，道德规范的设计和道德教育只是道德文化建设的部分内容，如果没有社会赏罚机制的配合，任何道德规范都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社会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包括道德规范设计，道德宣传教育和社会赏罚构建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在这三项内容的建设中，相对而言，难的是如何让人们在了解道德规范之后将其付诸于自己的行动，这就取决于能否建构起总体社会赏罚机制与之配套。社会管理者还不断从制度层面想出种种举措加以防范、惩治，可时至今日这些底线道德要求和制度规定仍被不断违反。个中原委，就是还没有找到有效的相关社会赏罚机制与这些规定配套，尤其是没能找到普遍有效的监督方式。由此可见，道德规范设计只能算道德建设的开始，道德教育只能算道德建设的起步，最终结果，还要看此后有没有对相应有效的社会赏罚机制的选择与建构。——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韩东屏，《北京日报》，2012年4月16日
关注理由：在国内伦理学语境中，“社会赏罚”是个令人感到陌生的概念，从名称看它似乎是与道德无关，实际上与道德，特别是道德的实现，有着极为密切和至关重要的关联。
11、实现同一代人的养老待遇走向公平
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如果是指将两个制度立即并成一个制度，恐怕只能是画饼充饥，结果仍可能是原地踏步。因为若将机关事业单位优厚的退休金迅速削低到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水平，改革的阻力可想而知；若将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立即提升到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待遇的水平，也会引发讨论。因此，还是在明确目标与方向的条件下，迅速启动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时对企业老一代退休人员给予相应的补偿，尽快缩小两者之间的待遇差距。无论在哪种制度下都应当实现同一代人的养老待遇走向公平。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要再做试点，而是直接全面启动。总之，“双轨制”下的现实矛盾必须尽快化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光明日报》，2012年4月20日
关注理由：养老金双轨制成了近两年的热点话题。是什么使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后，养老金存在明显差异，“双轨制”将如何改革？
12、不应将宗教视为中国社会的“另类”
中国社会近百年以来习惯把宗教看作是一个敏感问题，这是因为人们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探讨宗教和社会的关系。这个角度非常重要，但并不是宗教跟社会关系的全部。过去人们较多地从负面意义上谈论宗教的社会作用及其与政治的复杂交织，主张中国文化与宗教的脱节，从而使宗教成为中国社会的“另类”，造成了宗教认识及其问题的政治敏感、社会敏感和文化敏感。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出现重大转型的时期，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传统文化、国民心态、社会凝聚力和价值观这些层面来研究宗教。今天，以一种科学、客观、实事求是、文化自知的态度来分析、评价宗教与我们社会、文化的古今关联，把宗教视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正常现象和一部分群众的精神需求及精神生活，看到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对宗教的积极引导和宗教与之的积极适应，这是我们中国今天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阳光》总第1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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