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红灯记》在台北

［原创时间：2005年］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80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17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3000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3000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26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看《红灯记》的平静，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做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37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做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台湾人几十年来，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20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子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

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21天之内经过24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60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