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以惊人的专业精神，从铁路问题，转而研究水质问题，这期《新世纪》的封面设计及封面文章，以素淡之文字描写这一注定要长期延续的底层危机。附图只是记者整理制作的插图之一，数亿居民的饮水，重金属污染，政府严重失职而公众无权知情，……。若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么，这一次呢？坏体制每日每时制造出成批的短视官僚，从而复制了更短视的体制，短视到何种程度？凡一类问题，不论多么严重，只要“任期”内不被公众知晓即可（包括责任者财富和人身的安全转移期限）。水污染导致的恶果，与诸如医患纠纷、教育腐败、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和群体事件这类恶果相比，完全是潜移默化类型的，为何要关注？其次，受害的不是某一群体，而是我们全体，不患寡而患不均，谁会嫉妒谁？第三，权力垄断，无竞争，媒体批评哪里有“可信的威胁”？第四，负总责的官员当然有追究这类后果之责任的动机，但应权衡得失，官僚政治完全丧失自纠错（危机处理）能力的特征是：各级官僚机构权衡得失之后的理性决策是，它们只能依靠相互保护才可摆脱危机。于是，第五，公众开始向外移民（由于许多许多官员的子女已移民故而闭关锁国几乎不再可能），向哪里移民？凡短视不严重到如此程度的，都可成为更适宜的居住地，公众只需知道那里的水质状况（“水知道你的罪孽”）。最后，出版于2090年12月最后一期的《时代周刊》，封面文章的标题是：地球上又多了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几乎可以断言，事情不会发展到上述想象的程度。因为，呵呵，纳税人都移民了，何来政府呢？故而，政府危机，首先就是岁入枯竭或对于岁入枯竭的预期。这是已出现了上述第四行为模式的任何一个政府的改革之最大动力，那是一个使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相符合的狭小领域。体制内改革者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可能进入这一狭小领域吗？可能，若关于岁入枯竭的预期与足够多的当权者的短视期间有重合的话。这是体制内改革的前提之一，然后，达成共识，这是前提之二。有能力提出可达成共识的政治表达，这是前提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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