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沈从文的经历说起
谢
泳
红庆兄漂流北京已十多年，期间我们虽然只见过一两面，但时有电话联系，我也非常关注他的写作情况，他已出过约十几本书，成绩最著的是人物传记，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比我们职业作家、学者的工作毫不逊色。他这本关于沈从文的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也不是学院里的高头讲章，但我以为是近年沈从文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不仅有新材料，更有观察作家的新角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在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这个学科涉及相当多的中国现代政治生活，而目前相关档案的解密程度极低，严重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公开的史料虽然也有相当开阔的空间，但浮燥的学风和急功近利的学术制度很难让学院里的人安静下来，倒常常是学院外的学者能给我们这个学科吹来新的空气。我想红庆兄这本关于沈从文的书，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本重要著作，因为这是沈从文的家事，过去虽有涉及，但本书最为全面也最细致。
红庆兄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山西榆次晋中师专读书时的朋友，我在英文科，他在中文科，比我稍晚来到学校，我们在学校里即时相过从。对他的才华，我很早就有认识，只是当时的环境，在相当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发展，让他进入文化界的时间推迟了很久。
我近年写文章，常提到胡适晚年的一个感想，他曾和朋友说过，坏学校也出好学生。当然他这个话主要是对文科学生说的。胡适一生，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他能平等待人，特别是学历极低而在某些方面显示了才能的人，胡适一向极为尊敬。如果就学历而言，中国现代学者中，恐怕没有什么人能赶得上胡适了。他是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虽然没有在清华读书而直接放洋，但论校史渊源，说胡适是清华出身也不为过。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一到北京大学就当教授，虽然他的博士学位问题后来稍有争议，但当时没有人怀疑胡适的本领。胡适在北京大学由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一直到北大校长，最后光世界知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就有三十几个，但胡适晚年还能讲这个话，就不光是道理而是一个人的胸襟了。这个境界在胡适一生中，还不光是一个经验和品德的问题，而体现相当高的人生智慧。1937年7月，胡适在庐山谈话会上讲话，为国家在抗战期间的高等教育出谋划策，他讲了四个意见，其中有一个意见就是国家一定要尊重同等学力。胡适给出的理由一是可以救济天才，二是可以防止造假。沈从文如果不是遇到胡适这样境界的人，以后的发展会受很大影响。无学历的人提倡尊重同等学力，常会被认为是为自己的出身找借口，而像胡适这样要啥有啥的人来讲尊重同等学力，就最有说服力，可惜不是有这样地位的人都有这样的境界，这需要绝大的自信和从容。
红庆兄在晋中师专读书的时候，最喜欢文学。我当时在校刊做编辑，时常收到他的来稿，散文、小说、诗歌等都有，我感觉他在文学方面极有才华，时常向当时主管校刊的王志华老师推荐，当时我已有调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工作的意向，我力主王老师在红庆兄毕业的时候，留校当校刊编辑，而王志华老师也竭尽全力，可惜后来因为红庆兄的体育不及格，此事未能成功，为红庆兄的人生留下了诸多遗憾。这几年红庆兄努力为晋中师专做了许多事，学校还聘请他当了兼职教授。我想起沈从文的一件趣事。沈从文当年报考燕京大学，一问三不知，后来连报名费都退了。过了两年，燕京大学要请沈从文去教书，沈从文倒不好意思答应了。
红庆兄的长处是文字感觉好，长于叙述和描写，无论多么枯燥的生活，到了他笔下总能有声有色，这个本领可能是天生的，我在学校时就和王志华老师多次说过，刘红庆真会写。我至今不怀疑这个判断，红庆兄的文字不仅简洁而且还有表现力，有感情、有美感，他写的书，无论偏重理论还是侧重生活，都非常好读。夸大一点说，这一特点，倒还真是和沈从文先生有点相似，他所以喜欢沈从文，可能潜意识中也有此种感觉。
我在山西太原的时候，隔一段时间，总去常风先生家聊天，比较多的是谈周作人先生、钱锺书先生，但也有几次说到沈从文先生。常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与沈从文相识，友谊一直保持存到沈从文去世。沈从文先生长常风先生八岁，沈从文先生小学没有毕业，而常风先生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出身，但我记得，常先生只要一提起沈从文先生，言语中充满敬意。他常说，沈先生了不起，他不但是小说家，更是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你要多看他的中国现代作家论，还有《废邮存底》中的文章。沈从文先生去世以后，常先生有一篇怀念文章《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平静地叙述了他一生与沈从文先生的交往，在纪念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中，这篇很让人感动。常先生说：“我一直认为不论什么人，只要认真仔细阅读沈从文的小说，研究比较一下他在用字遣词和造句，表现方法、以及篇章的结构，总会认识这位小说家确实是在写作中不断学习着，试验着用最恰当的字，尝试各种句子的结构，篇章的组织，他总在寻求最完美的艺术表现。他的每篇作品都确实就是一篇新的‘习作’。在这点上我一向认为沈从文先生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风格作家。”
常先生每和我提到沈从文先生，常是叹息，对于他不写小说，常先生口中总是一句话：太可惜，太可惜。现在想来来，常先生的叹息声中，是对一个天才命运的无奈，更是对一个时代没有让一个天才作家继续写下去的感慨。沈从文先生的命运很让人想起一个时代。沈从文先生是一个从湘西来的“乡下人”，初来北京时，他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但他是一个天才作家，很少人有他那样对于中国文字的感觉，他写得太好了。那个时代是适于天才生长的，特别是文学天才。沈从文先生没有上过学，但那时的文坛并没有因为他只有小学程度而看轻他。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最看重沈从文先生的恰恰是那些留学欧美的学生，这体现那个时代的大气。
1980年，沈从文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演讲中说，有些伟大的批评家，半个世纪以来，一个二个在文坛上都消灭了，“我自己却才开始比较顺利掌握住了文字，初步进入新的试探领域。”沈从文自信的不是他比别人更有思想，比别人更有勇气，而是自己“掌握住了文字”，对一个作家来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
红庆兄非要我在本书出版前写几句话，我想到了红庆兄的经历，想到了沈从文先生的经历，也想到了自己的经历。人生苦短，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寻找各自走的路，红庆兄找到了自己的路，而且有勇气坚持下去，他有过困苦的时候，但今天更多收获的是写作带来的快乐。热爱文字，热爱文学，这是红庆兄成功的基点。
2012年3月24日于厦门
（本文是《沈从文家事——与龙朱谈往》一书序言，本书由刘红庆著文，沈龙朱编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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