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軍攻陷南京，毛澤東「宜將剩勇追窮寇」徹底實現，前一年蘇聯欲把中國分作南北朝國共隔江而治的算盤無法打響，美國開始具體思考與中共接觸，拋棄兵疲馬乏的國民政府。二野部隊打進南京佔領總統府，南征北戰的部隊對國民黨苦大仇深，甫進總統府就把地氈剪成一段段分給戰士。二野將領劉伯承和鄧小平隨後續部隊來到總統府，進內便見滿目破地氈，鄧小平馬上把部隊指戰員叫來，用四川官話劈頭就罵「亂彈琴」，下令把總統府恢復原狀，部隊撤出。
劉鄧俱是法國留學生，鄧小平對咖啡、牛角包和足球情有獨鍾是因為他在法蘭西的那些年，雖然在法國的日子鄧小平是搞政治多於其他，可是畢竟二十世紀初的法國仍是歐洲中心，光生活在這裏就夠開闊眼界。「文化遺產」一詞幾十年前還未出現，但巴黎的恢弘肯定對這些由四川而法國的中國學生是文化衝擊。如何正確對待歷史並保存歷史，這是需要學養的。
香港回歸十五年，得到什麼失了麼人人有一本帳。從形而上的層次而言，得到的是去殖、是華人當家作主。至於失去的是什麼，是酸甜苦辣的百味俱陳，午夜夢迴之際怕的是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怕的是天天要你背誦中國好，怕的是失去清廉自持的社會風氣，怕的是大陸那套官場文化來到香港。從南京總統府的破地氈百轉千迴到今天金紫荊，我們寧願拒絕相信這是事實的十五年，情願那是毫無意義的十五年，希望它是從未到來的十五年。
耶魯大學歷史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他成書於一九九○年的《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指出，中國是一個難以明白的國家（there is no easy way to understand China），在這部英文版八百七十六頁、譯成中文分三冊的巨著，史景遷對現代中國的亟力追尋，埋頭浩瀚如海史料。根據他的研究，現代中國與華裔史家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所說的極為接近。黃仁宇認為，中國與十七世紀末葉的英國類似，都是一個在「在數字上無法管理的國家」（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的國家，具體表現在中國立國以來貧農及小自耕農的經濟立場為基礎，農村內部情勢複雜，不易爬梳，所以要有很多流血慘劇，才能達到數字上的管理。黃仁宇由此走出蹊徑，從現代性（modernity）出發，以比較史學為工具，通過歐洲與中國的對照，研究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他提出必須把歷史推回三四百年前，才能看到中國缺失在於閉關自守，工業和商業發展遠遠落後歐洲，無法適應新世界。
閉關自守 發展落後無法適應
黃仁宇完書時是一九八二年，當年中英尚未全面展開香港前途談判，但一國兩制已由北京拋出。黃仁宇雖是半途出家的史學家，仍能看出這一概念的虛妄——作為經歷抗日戰爭的前國軍校級軍官、戰後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的雙重身分，黃仁宇既有歷史專業的比對爬梳基本功，也有中國人身分的個人歷史，他指出，一國兩制在歷史上並非新事，荷蘭往昔初為聯邦時也是一國兩制。這種制度能夠成功落實，黃仁宇說，必須是「一國兩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將眼光放遠，在長久的歷史中，找到合作的邏輯」。《萬曆十五年》殺青之日，距離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落實還早兩年；黃仁宇二○○○年初去世，看不到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迅速消亡。《萬曆十五年》對一國兩制的觀察並無重大紕漏；黃仁宇去世前三年，香港回歸，由一九九七年到二○○○年，香港仍可徜徉在自由的海洋裏。然而正如史景遷說，中國在西方眼中是一個「難以明白的國家」；當香港一切順利時，中國的手就伸進來。這是出於對自己的無知，也是對歷史的無知，史景遷說，無知的由來，「中國共產黨政府可以聲稱（claim）這是革命分子的勝利。然而，這也是主要官僚以更高的真理為名，從而釋析人民的期許」（in the name of a higher truth, to define people’s aspirations），隱喻中共剽竊人民的期許以及官僚系統的巨大努力，據勝利果實為己有。
當香港一切順利 中國的手就伸進來
從七十年代末乃至八十年代初，中英開始試探雙方就香港前途的底線時，北京冒出一種論述，把香港的物質繁榮稱之為香港巿民的成果。這種論述無疑是事實，但不是全部，英國人在一九六七年後的社會建設，包括房屋及教育，也是香港繁榮的要素。可是中共以民族主義大纛為經緯，迅速佔領道德高地，以民意牌與英方周旋。今天所謂的「忽然愛國」一群，其實便是中共面對英國時施以的統一戰線。當時最傑出的統戰成就，便是把在港英年代做過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安子介統了過來。安子介先生不是「忽然愛國」，他以英文寫成的《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解開漢字之謎），堪稱對促進中文在西方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但更大的在於心理上推動人心回歸，連港英年代的高等華人也一個接一個去北京，五十年代以還的恐共病幾乎一夜之間消除殆盡。
統一戰線消滅恐共病
持平而論，中共八十年代確對香港採取極為寬鬆的政策，鄧小平發脾氣公開大罵黃華、耿飆「胡說八道」，絕不容許官員就香港問題說三道四。中共建政後三十年的反覆起落，國力凋零，加上夠水平官員不多，大政基本就在幾個國家領導人手上。這些人有的如鄧小平出過國見過世面，也有土法煉鋼的沒有出國卻有水平的如趙紫陽。今天看來，鄧趙雖然都不夠完美，但八十年代就放手讓香港自己搞，其廣闊胸襟及廣袤視野，絕不是今天小家子氣官員那樣。中共第一二代政治家有其特質，不僅是浴血全國打出天下的氣概，更重要是絕不翹起尾巴做人的那種不知斤兩。
中共不信香港趨嚴重
香港這十五年變化不在香港巿民，而在於北京。中共一些人不信任香港，左傾路線嚴重，那種溢於言表的捋起衣袖準備親自下海大幹一場的「不信邪」最令人心驚肉跳，當香港的GDP等於一個省的時候，這種不信邪的本質愈加濃烈。香港成為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實驗室，經濟增長壓倒了常識，成為恣意擠壓香港的精神武器。這種左傾思潮在二○○八年金融海嘯美國隆然倒下後更是惡化，認真說，香港感到中共一再擠壓，不是由於GDP落於人後，而是兩地的基本價值沒有隨著經濟融合而拉近，相反是愈拉愈開。
香港社會有一種庸俗的認知，覺得香港今天經濟落後大陸，於是心生不忿。這種是只是樹木不見樹林的瞎猜。香港人是見過世面的，我們的電視接收器和電腦互聯網聯繫全世界而毋須跳牆越界。香港人一度是小家子的，我小時見過，那是七八十年代經濟暴起時的嘴臉，可是現在我們早已來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年代。這不是香港崖岸自高，那是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的必經之路，當民智大門打開，從此再也關不上了。香港講的是公義，李旺陽身死的湖南邵陽有多少港人曾踏足此地？陳光誠被困的山東臨沂，多少港人知道在哪？我祖籍山東，也沒有聽過這地方，勉強知道的是臨沂附近的孟良固曾在解放戰爭打過一場激戰，國軍將領張靈甫戰死。香港人就是頭也不回上街為他們吶喊。
Years of No Significance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七百萬港人來說是具有意義的一天，之前半天，彭定康在滂沱大雨裏捧米字旗低頭一躬；凌晨時分，解放軍三軍儀仗隊踢著正步把特區區旗送到會展會場的主台；清晨，全副武裝的解放軍一車車的經過石湖墟開進巿區。那是一個日子，連對中共批判最力的傳媒，頭版大標題是「香港信有明天」；我在美國的老師寄來一封祝願信。歷歷在目，是因為我們相信五十年不變。鄧小平的「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趙紫陽的「你們怕什麼」，一窮二白時的中共是那樣的樸實淳厚。這十五年沒有這些話聽了，連回歸初時的「香港好，中國好」都宛如空谷絕音。這十五年，於這一重意義來說，是Years of No Significance，比黃仁宇的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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