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思想的钝化——中国现代政治理念的英国导向
进入专题： 现代国家 政治理念 密尔逆转 ● 任剑涛 （进入专栏）
摘要：模仿英国进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一直是留英的中国学人萦怀于心的理念。但是，从建国实践上看，英国是一个经历长期的自生自发秩序生长起来的现代国家；从建国理论上讲，英国不仅是一个由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共同塑造出来的复杂政治国度，而且在“密尔逆转”出现之后，英国已经是一个意识形态上混合型的现代国家。从严复、储安平到20世纪80年代后留英学生构成的三代留英精英，其实都未能真正把握住现代英国的建国精髓，都倾向于从社会或社会主义的角度理解英国的国家建构，这是一种明显的政治误解。
关键词：现代国家；政治理念；“密尔逆转”
就中西现代政治理念的互动史而言，对中国政治理念产生最大影响的是英国政治思想。就英国政治理念对中国的影响做一个全盘的清理，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对英国之于中国影响的考察仅限于两个方面。
第一，近代以来，尤其是在当代汉语学界流行的，认为中国政治的出路就在于学习英美、模仿英美，而能够寻找到我们的现代出路，解除我们的现代困境，是否能够成立？这一分析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英国的政治思想是不是足值中国模仿。英国在其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思想局面，模仿哪一家都是困难的。抽象断言模仿英国等于面对中国现代转型什么也没说。
二是中国之英国观念引介与实践效法，成效究竟如何的问题。自从严复引介英国政治思想到中国以来，经过中国传递者的过滤，在今天中国思想界的 “英国”，其实是一个扭曲的英国。无疑，无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英国的认知的是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只不过今天一些中国学者在认同英国理念时，独拈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英国古典思想，以一种强烈的认同和青睐凸显了有欠完整的英国图像。一个社会主义的英国和一个自由主义的英国，当然还包括埃德蒙·伯克、本杰明·迪斯累里和迈克尔·奥克肖特的那个保守主义的英国，这才构成完整的英国政治思想画面。它们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不是一个完全和谐的思想世界。模仿哪一个英国都是困难的。
第二，演进中的英国思想，是否不断出现了演进中的中国应当模仿的观念和行动方案？英国1688年革命以后，其各种思想观念就变得越来越温和了。英国人思想的钝化，促成了一种在不同思想体系之间搭配的思想习性。在现代早期，英国人的思想非常具有锐气，国家非常具有活力，尽管英国在海外殖民时，给我们中国人留下了伤痛的历史记忆。但是，对现代国家的成长来说，这是一个向内收敛的状态，还是一个向外扩张的状态，即其国家精神面貌在政治上的直观体现。19世纪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时候，英国思想世界出现了“密尔逆转”。约翰·密尔把经济学上的社会主义与政治学上的自由主义两者独具特色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组合型的思想，呈现出英国思想的钝化，就是抛弃了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先是转向了集体主义的自由主义，后来成为西方世界中社会主义的天堂。当新自由主义占据思想的中心舞台后，简直把英国变成了一个政治价值上“不伦不类”的国家。英国就此变为吸引中国人的混合制国家，思想上、政体上的高度混合，成为20世纪英国的特点。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究竟需要学习模仿那个堪称现代转变的古典时代的英国典范，还是要学习模仿那个将现代观念与行动方式加以高度混合的英国，便成为一个不得不加以仔细辨析的问题。
一、现代典范的思想钝化：英国为何偏爱第三条道路
比较现代化史的研究表明，英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典范，也是全球竞争中所谓大国崛起意义上的第一个大国。从国家的规范发展和持续繁荣来看，1，500年以来只有两个堪称大国的国家，那就是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其他的“大国”，都是偶然崛起、昙花一现。因为只有这两个国家奠定了支持国家长期发展的制度基础，恰如道格拉斯·诺斯总结英国崛起经验时指出的：
在越过险象丛生的最初的发展阶段之后，英格兰到1700年就开始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它发展了以普通法为基础的一套有效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它不仅排除了通过要素和产品来配置资源的障碍，而且开始运用专利法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这样，就为工业革命设下了舞台。
可见，英国成为19世纪的大国，是因为具有现代经济政治制度的强大支持。从规范的角度讲，英国的现代制度有三个重要的支撑点。第一，英国拥有最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最健全的市场经济有两个最重要的标志：一是这个民族真正守护市场的契约行为，二是这个契约行为源自非人为约定的自然累积过程。自1215年起，英国逐步确立起按照契约进行社会行动的政治习性。尽管其间多次反复，如1215年英国贵族跟约翰王达成大宪章，但到1793年英王才开始实行。后来英王在议会的逼迫下，居然多达37次重新加以确认。这似乎证明英国人守约的精神并不深沉。但分析起来，多达30余次重新确认大宪章，表明了英国人随时随地在对自己民族所应当奉行的契约精神不断地申诉、确立和实践。这就构成了英国在近代迅速崛起的重要动力。因为他们借此确立了市场行为中重要的互信基础，从而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套复杂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英国逐渐趋于健全。从历史现象上看，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首先是与其掠夺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早期的西班牙、葡萄牙的崛起，就是以攻城掠地来集聚财富的。但是，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掠夺土地的探险家，却与国王进行土地分成，这是封建时代不可想象的、具有现代性特质的契约行为。不过它跟普通法的契约精神不一样，不是一种渗透到社会深层当中的契约精神和守约行为。这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崛起一时之后，便丧失大国地位的直接原因：其制度创新不足以支持其长期发展。现代国家的市场行为——契约行为的产生，在现代世界大国崛起第二波的尼德兰（现在的荷兰）那里成熟起来。荷兰人的商业契约精神是非常明显的。在对外贸易当中，他们对商业契约的尊重是根深蒂固的。但是荷兰人依然没有成功创立一套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促成契约与信任关系的、关于价格机制和盈利本身的制度体系。
这个规范体系最早是由英国建构起来的。虽然最后坐实这样的体系，是到了18世纪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时候，才真正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顺为一个我们所说的“自由放任”原则。今天一些道德偏好者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存在忽略道德重要性的失误，所以他后来要写《道德情操论》为市场增加道德约束。其实这个解读是错误的。所谓“自由放任”的制度，仅仅是在申述价格机制能够发生作用的范围内的主张。这一原则并不处理政府对市场的调节、道德对经济活动的引导。《道德情操论》弥补《国富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一断定，与中国人基于市场经济走样后那种对道德的焦虑而产生旺盛的伦理热情有密切关系。其实，道德来自于英国人在契约行为守约之后的结果，而不是来自于人们义务论和道德论的先验动机。在这一点上，英国堪称现代第一典范。
第二，英国人达成了大宪章，虽然这是基于税收而采取的行为。宪章的基本契约指向是，国王保证什一税制，贵族保证绝不瞒税。之前英王和贵族互相耍滑头，结果双方利益都得不到保证。就大宪章本身而言，他们双方订立的不是限权契约，而是经济契约。但这个征税的经济契约，是一个反向的政治控权契约，使得贵族与国王的不断博弈，规范了英国的政治行为。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这一套行为规则终于落定为一套政治制度。换言之，英国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必须反对1640年克伦威尔那样的暴力革命，承继1215年以来英国政治的主流行动方式——那就是不付诸革命手段，经过渐进的积累，摸索出各方接受的满意方案。于是，英国人在宪政平台上展开经济政治活动，就成为一种国家政治习性。
英国人在政治上的典范行为，体现为三个政治准则：
1．宪政至上。所谓宪政，简单地讲就是限制权力的政治，这是最简单明了的麦基文原则。
2．在宪政条件下，社会的优先性超越政府的重要性。英国社会绵延长久的贵族传统，成为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的雄厚社会基础。这一传统后来被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代表了英国的特性。
3．在社会具有优先性的情况下，面对国家权力的结构，限权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权力“狗咬狗”，约翰·洛克的分权原则就此出台。当国家权力依法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而社会又有自身的自治规则，就使英国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有了双重保障。从世界范围来看，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社会来制约权力这样严密的限权机制，首先在英国全面坐实。英国人确实为现代政治提供了限制国家权力的经典范例。
第三，由英国人文化上的尊贵感、保守感和贵族感所促成的雍容大度气质。英国人超强的贵族克制能力，促使他们在文化上着意积累点滴的社会进步，保守既有的经济成就和政治成就、尤其是文化根脉。一个令人感怀的思想史事实是，英国人哪怕最欣赏共产主义的时候，他们跑到苏联一看，马上就采取了批判与拒斥的态度。英国人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始作俑者之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一致同意，社会主义方案对于英国是有价值的。这使得辉格党与托利党争权夺利形成的自由与保守相对应而存在的体系彻底解构，而保守党和工党分别凸显的保守与左倾的体系出台。那时，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也变成了自由社会主义者，但相映成趣的是，社会主义者也变成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即便是保守主义者，对工人也倾注了同情，对社会不公平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于是，社会在拒斥暴力革命的共同点上团结起来，一同致力以改良的方式改善英国社会的状态。具有不同价值立场的人们相互克制，将整个社会的合作基础夯实了。一旦社会缺乏这样的克制能力，政治合作的基础就非常薄弱。改良的空间就太小，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就大大加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会顺势出现，国家就会陷入持续的动荡之中。
英国人从上述三个方面确立了现代典范。从历史演进的视角看，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尤其是经过18、19世纪的演进，在工业革命以后，英国人建立起由市场经济、宪政体制和节制文化三者相互支撑的现代体制。这种体制具有充分的自我调整能力，可以防止国家走极端而陷入激进化泥潭。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雄踞世界第一的地位，进入英国领先世界的维多利亚时代。
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帝国主义政策越来越明显，而国内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对国内来说，贫富分化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分裂后果就是人们开始对英国此前奉行的自由放任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的政策产生怀疑。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到来之际，也就是自由主义的国家政策导向受到严重怀疑之时。严重的贫富不均、环境污染、社会治安问题与道德堕落现象令人触目惊心。维多利亚时代的晚期，繁荣的景象已逐渐消逝，社会处在分裂的状态。人们“对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的认识的不断提高，使人们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内疚感情，出现了更有组织的抗议方式”。于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促成了社会主义的勃兴。从托马斯·莫尔开始，英国的社会主义平等诉求绵延不断地得到表达。英国人对现实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骄奢淫逸、极度不公，怀抱强烈的不满。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细心去模仿根本不受任何经验事实检验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既道出了人们对现实的极度不满，又开启了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思想闸门。从这时起，社会主义愈来愈占据道德制高点，成为各种思想体系自我矫正的重要参照对象。于是，作为英国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潮，自觉回应社会主义思潮的挑战，重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理念与制度安排。而由约翰·密尔主张的社会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凸显了一个现代英国思想的“密尔逆转”现象。所谓密尔逆转，指的是英国在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那里奠定的政治－经济自由主义的完整理论，丧失了它对17世纪中后期以来英国社会政治思想的支配性影响，由密尔出来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妥协，从而让渡出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地盘。
“密尔逆转”的出现具有思想与社会两重推动力量。社会的推动力量已如前述。思想的推动力量，来自密尔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探究。从思想结构上讲，密尔的两部重要著作《论自由》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可以被解读为两个人的作品。在《论自由》里，密尔通过自我保卫原则和伤害原则，准确界定了现代自由的涵义：
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者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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