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人一样，法国人也是雕饰文字的行家。法语中的“罢工”（grève）尽管并不是一个忌讳用语，但在新闻及正式文告中，它往往被另一个更加“政治正确”的词所取代——“社会运动”（mouvement social）。当旅客在巴黎地铁站内听到广播“由于社会运动的缘故，本线路暂时中止运行……”，其实意思很简单：司机（或调度员）撂挑子不干了！
在欧美各国历史背景中，“社会运动”已经成为罢工、示威、游行等各种抗议活动的集体代名词，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曾在这一宏大的理论框架下，研究了从法国革命时期的旺代叛乱到新世纪初期的社交网络角色。相反，在罢工、游行、示威诸项权利缺失的体制下，中国人熟悉的则是暴乱、起义和“群体性事件”，“社会运动”这一不温不火的概念迄今未能得到统治者和舆论界的共鸣。
“社会运动”这一概念本身是“去价值化”的，它不像“暴乱”那样瞬间激起恐惧感，也不像“起义”那样蕴含着不言自明的正确性。它同时混杂着正义诉求和趁火打劫。事实上，2005年以来出现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群体性事件”同样表达了这种价值中立的趋势。大陆官方智囊社科院曾在同年《社会蓝皮书》中明言此类事件已经达到每年6万起之多，被广泛援引，但此后再无权威的翔实数据。
无论数据如何，在近年来在群体性事件中，不难观察到有两股趋势齐头并进：
一是《蓝皮书》所称的”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典型例证是2008年瓮安事件、2009年石首事件和2011年织里事件，反映出社会怨恨情绪的加剧。这种怨恨是弥散性的，一旦有导火索点燃，便呈现出喷涌之势。
另一种趋势是以环保、征地等具体诉求为导向的利益型冲突，与前者的区别在于，这种冲突并不是随机爆发的，而是有持续的核心诉求，其典型则是2007年厦门px事件、2011年乌坎事件及2012年连续爆发的什邡、启东事件。
当然，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最为常见的结合方式是，在事件初期，具有自觉意识的一部分人，针对直接利益提出特定诉求，但在参与规模急剧扩大的过程中，许多参与者对原始诉求并不足够了解，甚至缺乏兴趣，却借此机会发泄怨恨情绪。
尽管如此，第二种形式仍然是孕育现代意义上“社会运动”雏形的母体，乌坎事件中的官民博弈和内部协调甚至对立，最为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征。然而，并非所有事件都具备乌坎那种植根于潮汕地区深厚宗族背景的有利条件，甚至可以说，即便有所谓“乌坎模式”，对于其他地域而言，是否能够借鉴也并不确定。
二
最近发生在江苏南通的启东事件，则见证了中国大陆官民博弈中某些新的因素。
由于宣传部门一贯有效的信息控制措施，启东事件的全部真相并不容易还原。在各种版本的传言中，财新传媒勾勒出一个大致准确的事件前期轮廓：“至7月28日7时许，启东市政府门前已聚集有数千人，将江海中路市政府门前路段全部占满。之后，失控的人群冲入了市政府大院和办公楼，院内数辆汽车被掀翻。启东市主要领导出面和群众对话，也遭到推搡。微博上有照片显示，启东市委书记孙建华一度被群众扒去上衣。不过，启东官方保持了极大的克制。财新记者在现场看到，除受推搡的市领导外，启东群众、官员和警方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肢体冲突，警察始终在外围维持秩序。”
启东事件反映出的新现象之一是：它在仍然博得舆论同情的同时，引发了来自学界、媒体和商界人士力度前所未有的质疑。他们担心，原本具备道义基础、可能发展为“社会运动”的抗议，可能侧滑到发泄怨恨的暴力泥沼。和国家主义者坚决拥护政府（无论是铁腕还是妥协）的表态不同，他们同情民众的同时，开始担忧潜在的“暴民”倾向。一个身材瘦弱的女孩跳上办公桌，举起水桶浇湿文件的照片传遍网络，为这种担忧提供了戏剧性的注脚。
另一个新现象是，尽管政府方面此前竭力阻遏运动，事后也有武警清场，但在涉及核心诉求时，几乎只作象征性的抵抗便宣布了抗议者的胜利。这种息事宁人的姿态甚至引起了《环球时报》的不安，警告“虽然归于平静，但对全国的示范效应非常坏”。
事实上，《环球时报》并非一味喊打喊杀，只是呼吁更多的决策民主，而官媒这次也并没有祭出惯常使用的“境外敌对势力”措辞。但同样出乎意料的，这一次出面质疑什邡和启东事件背后另有其人的，是以指控韩寒“代笔”而著名的某网络写手，他声称“在现场串联，准备资料，口号，提出主要诉求”等行动都不是网上的公知或当地学生能做的；必然是“有专业操盘人员在现场和网上操盘”。
在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示威民众的氛围中，这种“炒作阴谋”式的心态和用语激怒了很多评论者。媒体人笑蜀斥其“要有多阴暗的心理才会这么想”，并称“在扫除别有用心、不明真相等污名之后，下一个要扫除的污名，就是有预谋有组织有目的。没预谋没组织没统一目标的乌合之众的突然爆发，才是最可怕破坏性最大的。要避免这最大破坏性，就必须让公民集体行动有预谋有组织有统一目标。”
该写手也不甘示弱，举出网络上流传的《抵制南通日本”王子”造纸排污启东大事记要》来证明自己此言不虚，的确有核心团体为抵制行动而长期活动。 然而事实上，此“操盘”却非彼“操盘”，以阴谋论方式提出的“黑手”，正是自由派学者和媒体人乐见其成的公民社会自我组织。此前致力于营救陈光诚的传知行研究所负责人郭玉闪在微博发文讽刺质疑者的混乱逻辑。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被强行注销账号、再次“转世”。
这种围绕“抓黑手”的争论并不是意气之争和琐屑之谈，它已经触及到“社会运动”作为审慎的、正当的抗议的核心构成因素。正是在这样的讨论中，“幕后黑手”得以经历一个“去敏感化”的过程，现代社会中群体抗议运动的组织和动员者逐渐能够浮出水面，洗清“聚众闹事”的污名。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从群体性事件中的“幕后黑手”到社会运动中“组织者”，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的（如参与听证并提供分析），甚至不仅是政治的，更是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的正名转型，意味着传统上政府“爱民如子”、“明察秋毫”的全能神话日益瓦解。因为官民对等博弈的前提是，人们意识到执政者并非始终“为人民服务”，而是具有私心杂念的特殊利益集团，完全有可能因为贪腐和能力导致政策失当。而唯一可靠的保障，是强有力的民意制约。
但是同样，这种民意表达也绝非不言自明。法律学者仝宗锦针对启东事件归纳出三个值得警惕的逻辑：1、民众天然正当，因此对政府出格暴力也正当——这是大民主逻辑；2、民众暴力相比政府来说小巫见大巫，因此正当——这是抓大放小逻辑；3、要同仇敌忾，别批评民众——这是机会主义逻辑。
半个世纪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比较美国与法国革命时看到，承受着贫困和腐化的双重苦难的法国人，绝不是“心灵自由的人民”，因此很难完成“以自由立国”的大业。从启东事件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裂变正站在发展成为良性“社会运动”的门槛上，但是同样也站在滑入无组织的怨恨情绪发泄的门槛上，可能导致无套裤汉式的街头暴起，这或许是“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另一重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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