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绪程：危机与改革：未来十年的挑战与选择
进入专题： 危机 改革 ● 袁绪程 （进入专栏）
提要：中国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它独有的增长模式，其独有的增长模式又源于它的体制。
中国独有的增长模式及其相应的体制将中国从一个落后贫穷国家带入初步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这种“三高一低”即高收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增长模式及其“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集权体制是无法持续的，也无力将中国带进高收入国家之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民需求的提高，其弊端将日益突显并沉淀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潜在的危机。比如“两极分化”在发展的初中期阶段表现为发展的动能和势能，但在中后期阶段则是内需不足和社会冲突的根本成因。
转变增长模式的出路在于体制改革。如果不改革现行体制，贫富悬殊问题、分配不公问题、吏治腐败问题、土地问题、环境问题、扭曲的工业化和畸形的城市化以及社会冲突等等问题不仅不能合理有效解决，而且还会演化为社会危机。
危机会催生改革也会引发动乱。拖延改革显然不是办法也不是出路；被迫改革也许更糟，不如不改革。唯一的选择是主动改革，只有主动地、自上而下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渐进改革，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将中国带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之列。
未来十年即2012年至2022年，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最宝贵、最关键的十年。面对全球经济政治变局以及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如何发展，社会结构乃至政治结构如何演变，如何适应未来的发展而主动地、自上而下地“重启改革”？中国社会是否会因改革或不改革而失控，演变为社会动荡或暴力“革命”？这是海内外普遍关心和忧虑的问题。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又一次走到历史的转折关头或十字路口，一个时代正在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在开始。未来十年虽不会停顿，但向上还是向下，向前还是向后，充满着变数或不确定性。学界都在讲“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体制陷阱”抑或是其他什么陷阱，就是这个意思。中国面临“惊险一跳”，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躲过或回避的。
我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无疑已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从贫穷的低收入国家转为初步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但面临需要解决的众多问题同样“举世瞩目”。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只是10%左右人口即主要聚集在沿海地区或内地的中心城市1亿多人的现代化，80%以上的人口即10多亿人尚未进入现代化的行列。这不仅表明中国现代化的畸形推进，也预示着发展的空间无比巨大，尚未开发或开发不够的统一的10亿人口的大市场蕴藏着无限的商机或潜能。
从经济发展的常态看，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城市化尚在进行中，人均收入仅4000美元且正处于向人均12000美元高收入国家上升的时期，理应还有10-20年的快速发展期，GDP保持7%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应当不成问题。但问题恰恰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态”。表面与东亚模式相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着内在的缺陷，如它的内需不足和过度的对外依存度，它的成本外化、过度透支未来的廉价竞争策略以及相应的创新缺乏，它的“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等等，都使它的增长势头很难能维持到工业化后期和高收入增长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常态，既远离了欧美模式，也偏离了东亚模式，有着非常复杂的成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与它相适应的非均衡改革所产生的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体制。
（一）中国式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向尽头
这里使用“中国式经济增长模式”概念是特指中国独有的经济增长形态，并用此概括其特征以及与其他增长形态的异同，不作为稳定的范式来理解，亦不涉及模式之争。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它独特的增长模式是密不可分的，也是由其体制支撑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盛衰也将带来经济社会的繁荣和溃败。
我们之所推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未来十年内甚至在两至三年内会走到尽头，是基于对其“高投入低产出”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的认识，也是基于对支撑其运行的体制不可持续性的判断。
在现行体制下，中国经济增长有两条相互关联的主线，一条是以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带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它与中国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背景连在一起。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分工，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依靠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以整合各种廉价资源而取得竞争优势，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原因。中国产品的廉价不仅得益于劳动力便宜，还受惠于环保费用、土地资源和税收的减免以及低廉利息等等。依靠政府通过权力整合廉价资源而获取优势，这在民主国家甚至在新兴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只有中国这样的集权大国才能做到。出口导向经济的流程如下：
中国各级政府整合各种廉价资源的区域竞争——〉市场制造廉价产品——〉出口盈余（减进口即顺差）——〉强制结汇——〉增发货币——〉再出口和输出资本（购买欧美债券）
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条主线是与城市化相联系的，俗称“房车路”和“铁公基”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即房地产、城市基础设施及相关上游产业（资源开采、原材料等）的投资和生产。这是由中国各级政府主导的，其中涉及大量的公共领域和垄断领域的供给和需求，政府既是市场生产的组织者、消费者，也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其流程如下：
中国各级政府之间的垄断性竞争——〉房地产、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投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膨胀——〉消费品价格膨胀——〉更高的投入
两个流程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产品市场主要在国外，多受世界市场的影响，后者的市场主要在国内，可以自我循环，但必须有资源的涨价升值和更多的资本投入，这个流程才能维持下去。看似巧合的是，正是第一个流程创造的流动性过剩、双顺差带来了巨额外汇占款和货币超发（M2已达到80万亿元，绝对量和与GDP之比都超过美国），启动和支撑了第二个流程的运转，即给第二个流程提供了必需的廉价而又富余的货币。巨大而又廉价的货币与资源的资本化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了GDP高速增长的神话。将两个流程对接起来，图示如下：
中国各级政府整合各种廉价资源的竞争——〉市场制造廉价产品——〉出口盈余（顺差）——〉强制结汇（购买美元）——〉增发人民币——〉银行货款增加——〉中国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更大的投入——〉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膨胀——〉消费品价格膨胀——〉更高的投入——〉再循环
其中的关键点（必要条件）是投资和贸易的双顺差及外汇占款带来的货币膨胀。而“双顺差”又是以世界经济尤其是欧美市场繁荣为前提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外部依赖型”结构，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动和新的竞争者进入都会极大地影响或中断这个循环。比如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该流程就可能出问题。如果在不远的将来，顺差减少进而外汇储备减少，加上其他因素，资金外流，甚至流动性逆转，通胀很可能变通缩。该流程最大的缺陷是平面循环流程，而不是螺旋上升的创新流程，由于总是处于国际产业的低端状态，生产效率低，剩余外溢，其代价必然是资产膨胀和通货膨胀。资产膨胀的泡沫总会破灭的。在未来几年之内，中国会饱受资产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破灭之苦，并处于两难窘境。此外，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是定时炸弹，过多过滥的“铁公基”将随时出现支付危机。有证据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远超过其公开的10万亿元，而且还在增多。此外，剥夺农民工利益的“低福利、低收入”的强权整合不可能持续，中国政府不可能长期像过去那样用行政权力整合各种廉价资源。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总供给趋向减少，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增加，土地成本和房租的增加，环保、社保等外部成本的增加，资本利息的上涨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都会使中国出口产品不再“廉价”而失去竞争力。这又反过来改变资本的流向，更多资本趋向投机而从实体性产业流向虚拟产业或者流向境外，从而加速模式的终结。
有人预言未来五年左右，世界经济结构将重新平衡，美国经济将再度复苏而繁荣，美元将走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会回流美国，中国的顺差转为逆差会发生，人民币汇率从升值转为贬值。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衰竭，外资出逃、热钱外流、银行挤兑、房地产崩溃，大规模的企业破产、产能严重过剩、金融危机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很可能会出现。
所幸的是，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抑制或消除房地产泡沫，促使经济软着陆，已成为朝野共识。
（二）现行体制无力支撑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
1．体制的扭曲及其效应
中国现有的体制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及其高速增长，并将中国从低收入阶段带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很难支撑中国经济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这是因为它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像同阶段的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那样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提升它的内需张力、自主创新的能力、产业的高级化、服务业的拓展、市场经济的法治程度、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诚信度等等。这就使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迈入高等收入阶段的路程更为艰难。中国特有的权力与市场、商业与政治的混合体制，是改革的畸形化带来的。由于改革的畸形化，我们的体制的组织结构和制度规则都带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特征，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又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障碍。
不论从经验还是从逻辑看，高收入阶段的经济特征是市场分工的深化和多样化以及不断地创新，它需要法治的分权型体制的支撑。这与我们现行的“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型体制是相悖的。
高收入阶段的经济在本质上是现代性经济，它与现代性的体制相辅相成。标准的现代性的体制与传统体制的区别在于：前者组织的分化即社会的分工和分权程度以及结构的复杂程度高于后者；前者制度规则的明晰性、程序性、平等性、合法性亦高于后者。中国现有体制不论在组织结构上还是制度规则上，都介于传统和现代两者之间，在许多方面甚至是两者的混合。它既不是传统的专制集权的指令型经济体制，也不能用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释。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单兵突进的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它虽然突破了30年前的政治、经济、社会“三合一”的体制，但它的突破仍是非常有限的，其组织结构仍处于“低分化”状态。政府组织（广义的政府，包括党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分化程度不够且发育不全，三者的边界不清，独立性不足，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存在不同程度的对政府组织的依附，即便是民营企业和“民非”组织亦是如此。每一种组织内部结构的分化也不够，比如广义政府中的党政如何分离，党组织与行政、立法、司法组织及职能的边界如何划分等等都是有问题的。在制度规则层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界定不清，比如国有资产、农村土地集体资产界定是很不清晰的；再如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行政、立法、司法部门之间的权力同样是界定不清的。此外还有理论上的规则与实际运行的规则相脱节或相悖，某些改革与现行法律相抵触，潜规则与显规则并行不悖等等。
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界定不清，虽有利于中央和地方通过政权形式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却带来了经济的封建化的倾向，形成各种垄断性的土围子经济或统制经济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这就是被人们形象化地称为地方政府控制的“诸侯经济”，部门控制的“王爷经济”，大国企控制的“垄断经济”等等。各种大土围子套小土围子，层层分封，既是地区、行业和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及分配不公的源泉，又主导和控制了市场竞争的方向。如果可以比喻的话，有些类似日本的“财团经济”和西方市场的“寡头经济”。不同的是，西方的“财团经济”和“寡头经济”出于市场竞争之手，我们的统制经济则出自于政府竞争之手。“政府之手”的体制优势在于：一是通过行政手段，举国之力、举省之力、举市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统领”或主导的市场竞争，启动和促进了中国经济初中期阶段的开放开发；三是政府兜底带来投资最大化，占GDP比重40%的年均投资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四是通过行政整合廉价资源，形成对外的廉价竞争优势等等。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府之手的另一面是“掠夺之手”或不讲市场规则的“干预之手”，也留下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等三个层面的负面问题或后果。在经济层面，是经济结构的失衡、经济秩序的失序，经济的公平性受损，短期投机行为无处不在，“赌博经济”越演越烈，假冒伪劣盛行，实体经济和创新型经济受阻，财产和收入的两极分化，中等收入阶层难以生长，市场竞争扭曲或无规则化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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