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闾丘露薇
羊城晚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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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在北京坐出租车，如果对方抱怨我去的太近，或者直接了当的批评我为何不坐大巴，都免不了听我的一番唠叨。
我会告诉他们，我明白司机非常的辛苦，但是问题是，乘客并没有办法可以解决问题，把气撒在乘客身上，我相信，司机自己也不会痛快到哪里去。柿子不能捡软的捏，如果真的想要改变现状，我倒是有建议，司机们可以组织起来，向管理方提出一些建议，比如加价，或者减少份钱等，如果对方还是不听，那么怠怠工，至少我会表示支持和理解。
司机们听到我这样的建议，大部分人就不再作声，我猜想，他们肯定有点害怕，觉得我这个人，属于别有用心的一小撮。
我也知道，我的建议其实并不实用，因为有人曾经这样做过，结果并不好，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也知道说了白说，虽然从道理上来看，我说的一点没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算是可行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很纠结，一方面觉得自己作为乘客的权利受损，一方面也明白对方面对的是一个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有指望，每次坐出租车的时候，能够遇到一个想得开一点的司机，至少大家能够在现有的规则下，无所拖欠的走完一程，互不干扰各自的心情。
只是，这终究不是办法，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不想忍受着这种不公，又不想发乘客脾气，或者宰乘客一刀，还具备职业道德精神的司机，会越来越少，劣币驱逐良币，说到底，还是要责怪这个体制，比如发牌制度，是否应该有限额等。
尽管体制这个词，我已经写的有点厌烦了。但要解决问题，你又绕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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