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之前因好奇而探究了一下究竟何为“国民素质”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9478，发现国民素质（quality of
nation）应当指一国普遍的价值选择，既然关乎一国，就涉及到与他国的比较，应指“关乎特定的个人之间或者特定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责任”之伦理，而非“关乎广泛的人类之间的关系和责任”之道德，虽然两者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不适合民主社会，既然民主乃来自西方的政治文明，因此有必要探究一下中国之伦理思想与西方是否有差异及差异何在。
本人并非伦理学人，我还是采用快餐办法，百度一下中国的伦理思想http://baike.baidu.com/view/772394.htm和西方的伦理思想http://baike.baidu.com/view/4402334.htm，粗略地了解两者异同，感觉不同之处确实大于相似之处。
二
首先，西方之伦理思想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而中国之伦理思想的基础是集体（家庭）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使得中国的伦理思想具有很强的宗法性和政治性，如“三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伦理思想，都涉及“义利之辨”。相比之下，中国之“义”比较笼统，如“天道”、“养心”等，而且几乎不涉及彼岸思考；而西方之“义”不仅涉及彼岸思考即灵魂探究，同时涉及“理性”和“情感”的辨析。此外，前者认为“义”“利”对立而“重义轻利”，后者“义”中有“利”、“利”中有“义”，重视节制与平衡。
中国之“五常”——“仁义礼智信”与古希腊“四德”——正义、智慧、勇敢和克制和基督教“七德”——审慎、正义、节制、刚毅、信仰、希望和爱，看上去有许多相似之处，细致了解可以发现，后者认识到人的局限/人性缺陷，认为道德来自人的神性，而前者相信人性可以改造，强调教化和个人修养。
三
中国伦理思想以“儒家”和“法家”为主流、“儒”“法”“道”“佛”共存，直到近现代西方意识形态的传入使得传统伦理受到很大的冲击。我比较信服秦晖教授的观点，儒家与法家是根本不同且两个极端的伦理思想，前者是小共同体（亲缘熟人社会，而非陌生人社会）伦理，讲究亲疏远近的秩序，强调教化和彼此的责任——君对臣仁，臣就对君义，君对民不仁，民可推翻之，“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而后者利用人性恶瓦解了小共同体，助益于散沙化的子民效忠帝王/国家；虽然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一直强调是宗法社会，但事实是中国历史自秦肇始的专制帝国早已开启陌生人社会。看上去“法家”是一种早熟的国家政治伦理。
传统中国似乎有两套伦理，一套是民间伦理，即小共同体伦理，以“儒家”为主。当然，小共同体伦理，在遭遇皇权和国家时就不得不让路或者改变/被破坏，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孝”，这一小共同体伦理应让路于国家伦理之“忠”（虽然现实并不尽然，伍子胥就为报杀父之仇而引入敌国军队灭掉了自己的祖国）。另一套更为重要的伦理就是皇权/国家伦理，秦以降几乎一直是“法家”当道。国家伦理与小共同体伦理常常是不相容的。
两套伦理的共同之处在于，第一，由于缺乏彼岸思考，关于“义”的理解和认定，缺乏确定的原则，往往以目的和动机代替原则，如为孝病父而杀幼子，为护主而不惜被灭九族……更可悲的是，用秦晖的话说，“自己也不怎么相信大义。所谓‘大义灭亲’，实际上是用现实的利害来促使人们去趋炎附势，为了专制皇权而解构小共同体”；第二，中国传统伦理乃人间秩序，强调个体在整体中之位置，这显然不利于个人之独立人格的成长，也不可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理念。结果是，僵化的道德秩序（伦理精粹），在社会伦理和国家政治中均取得了具有神圣性的地位。
西方伦理思想发源于古希腊，经过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变革、传承和发展，终于在近现代文明中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古希腊的城邦文化，基督教会对世俗王权的抗衡，以及欧美国家早期的自治形态，都助益于确立个人的独立人格，直到美国的《独立宣言》正式宣告，人与人之间平等而不可让与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如同中国的道德，个人自由和权利在西方的社会和政治伦理中取得了神圣的地位。
四
近代以来，西学东进，中国传统伦理受到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很大冲击。然而，接受来自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容易，而来自西方的社会政治伦理，却被有意无意地改造和扭曲。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读过几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秦晖教授的演讲稿《儒家的命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8bcd40102dvtp.html。
秦晖认为，晚清民初引进西学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引西救儒”——即使秦汉之后“儒表法里”的时代，儒家对法家的不满一直存在，晚清“的这些儒者，有一个特点，他们对我们今天认为是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个人本位、自由这些概念，他们往往不太看重，他们看重要的是什么呢？民主、共和，他们把民主、共和理解为古儒所讲的‘天下为公’”。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后特别是日本的影响使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中国人从中学到的，就是小共同体不利于军国社会，中国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学西方、要复兴法家的那一套。”“从戊戌到五四，很多人心目中的自由个性，主要是针对宗族的束缚、家庭的束缚、父权的束缚，因此我们就看到两代人都要学习西方，但是他们对西方的印象截然不同。郭嵩焘那一代人对西方的印象是文质彬彬的礼仪之邦，而中国当时被认为是大盗执政，但是到了陈独秀那个时代，西方就被认为是军国社会，特别能打仗，而中国就是太文雅、太儒雅，这是不对的。这时两代人都要学习西方，但是对西方的评价完全不同。”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在引进西学时，会忽视曲解人的自由和权利，用乌托邦理念代替民主、共和，以至于最终以“共惨主义”与“法家”接轨。
五
个人以为，不应当忽视“儒表法里”的中国政治伦理的共同本质，那就是否定私有制。虽然法家的做法鼓励个人对抗宗法亲缘，不惜令父子夫妻反目，但其实并非鼓励个人财产独立于家庭财产，而是为了最大的私——皇权普有，所谓“公”，因此，中国伦理区别于西方的显著特点，就是公私对立，认为“公而忘私”是美德，而在西方，古希腊人对于国家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已经达成共识。
“儒表法里”，所反映的不仅是伦理思想的不真实和虚伪，同时也反映了思维上的缺陷。如前所说，儒家，是小共同体伦理，适用于亲缘熟人社会，其特点是责任对等——父担父责，子担子责等，适用伦理道德就容易达成和谐社会；而陌生人社会，其特点是缺乏天然的对等责任，伦理道德如何发挥作用？儒表法里的逻辑问题在于，如果不偷换概念，就不可能讲得通道理，要求子民履行义务时，“爹亲娘亲不如皇帝/裆亲”，应当国家履行责任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中国在进入近现代之后，即使小共同体，也因责任不再对等而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痛苦和病态。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家庭财产没有个人财产，进入近现代社会，分家往往没有什么问题，但怎么分就发生很多问题。一个拒绝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也很难分清人与人、家与家的界限。
近现代以来，中国虽然引进了自由、权利、法治这些民主社会的概念，却“自由”没有界限，“权利”被权力取代，道德成为绳索棍棒，法律成为“公”器而服务于权力，“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中国的公法学人王人博认为，中国之所以一直不能有宪政，原因是缺乏“宪德”，个人以为，这其中也包括，对私有产权的承认和保护，以及政府本身不得有利益，更不应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
中国之所以不适合民主，不是中国人素质差，而是中国传统伦理没有经过充分检讨和梳理，至今不能适用于一个陌生人的现代社会，虽然可能适应陌生人的奴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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