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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359 次 更新时间： 2012-08-28 21:54: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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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长治文学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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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野夫 （进入专栏） |
主持人：今天野夫先生来跟大家谈一些关于文学和人生的问题。按照惯例，我好像应该先介绍一下野夫先生。但我突然觉得不知从何说起，他虽然做过很多种职业，比如老师、公务员、书商、作家、编剧、制片人，甚至还有警察和囚徒，但他首先是一个行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跑江湖的”。他的一个朋友在一篇叫《醉眼看野夫》的文章里，说他好酒，好友，好文，当然，也包括“好色”（众笑），还有说他食性杂，经历杂，文风杂，因此他是一个难以介绍定义和评价的人，希望通过这次座谈大家能认识一个更加全面的野夫，我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把宝贵的时间留给野夫先生和大家一起交流吧。
另外需要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会场是提前定好的，安排的讲座，但野夫先生说他很不习惯像政府作报告一样地搞讲座而是喜欢交流，大家可以直接提问或以递纸条的方式进行互动。
野夫：首先我要谢谢大家，山西长治我是第一次来，以前只到过五台山。山西是中国的人文大省，出了很多英雄豪杰圣贤，像我这样一个来自边远省份、少数民族的写作者，实实在在不敢到这样的土地上来有任何一点的卖弄。
因为种种缘分，我答应了到长治学院和中文系的学生座谈一下，来了之后才知道还有这样一次和长治喜欢文学的朋友聚会的机会，我也非常高兴，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四海为家到处交朋友的人，我非常非常真诚的感谢大家能够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给我捧场，我向大家致谢。(掌声)
实话说，因为我是一个体制外的人，当年虽然也在体制内，也做了很多年。但我所到之处真还没有像这样坐在一个台上，像作报告一样，感觉非常不适应。我本来以为就是坐在一起，大家聊一下天，因为是这样一个格局，希望大家多多担待一下，这不是我的本性。因为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没有准备，我不是一个有演讲能力的人，我只是一个聊天的好朋友。如果大家跟我喝酒对酌聊天，我可以通宵达旦。但是像这样坐在一个主席台上说话，我可能会特别凌乱，想到哪说到哪，大家多多担待。而且大家随时可以打断我，随时可以互相交流，希望我们不局限于这样一个格局。而且我看到今天来的多数是我的同代人，我相信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可以用鼻子闻得见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就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朋友对待。
我出生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准确的说是一个“杂种”，我的父亲是土家族，母亲是汉族。我们的家乡远比长治要落后偏僻贫困。长治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非常有名了，而那个时代我们那个地方还没有人烟。我的故乡利川成为一个县是在清朝改土归流之后，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了一个县城。所以说，我成长在一个蛮荒的土地上，我父亲是那块土地上的一个地主。他的祖上有一支是郑姓，相当于土家族的始祖之一。但是到我祖父那一辈就已经是普通的小地主了。我有一篇自认为写得好的文章，也算是一个代表作，叫《地主之殇》，这篇文章写的就是我的家史，就是我祖父那一代整个家族在土改这一年所经历的毁家灭门之祸。祖父自杀，然后大伯父冤死，二伯父坐了几十年牢，大伯母二伯母两个一起上吊，这就是整个这一段土改的历史。
实际上土改是从你们山西开始的，时间是在1946年左右，山西有很多文献都记载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土改延伸到我的故乡时已经是1950年了，晚于你们山西四年。我想从这篇文章带出来的也可能就是我的全部写作。直到今天为止，我并不是一个著名作家，体制内没有人承认我是一个作家，我曾经有过一个名片，自命为“自由写作者”。我虽然早在八十年代就写诗，八十年代上武汉大学作家班，和你们山西的作家哲夫一起，我是他的师兄，但很多年以来，我是属于那种非常混乱的走过来的。
88年，我大学毕业，然后很奇怪的，海南开始建省，因为听说海南要建立一个全国最大的特区，我就要求去了，成了海南省引进的第一批人才。特别奇怪的命运，到了海口市公安局当了政治处的警察，那个时候公安局也需要会写的人，我是这样被引进去的。我本来可能会在警察这个路上走很远，结果第二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一件事，今天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那段历史。
89年，因为个人的年轻（我那一年27岁），个人的义愤，我是全国公安系统唯一一个公开写万言书宣布辞职的警察，人生的这一步选择使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就是今天佳惠给我命名的一个主题——在路上的人生与文学。也许这是我真正的文学生命的开始，虽然在那之前，我也算是湖北小有名气的诗人，也上过作家班，有很多作家同学。
89年之后，我辞去了警察的职务，从此告别了体制，之后又意外地选择了，怎么说，说得高尚一点叫“江湖道义”，就是去营救一些朋友。另一方面，也相当于选择了一些阴谋。我的文章中有几篇写过这一段历史，其中一篇叫《是非恩仇二十年》，还有一篇叫《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写的就是那一段历史。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去细讲了，大家有兴趣可到网上去读。之后我就开始了个人的逃亡生涯，也就是开始了我在路上的生活。
我还记得那个夏天，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从海口一路狂奔，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也不敢走国道，只能沿着省与省交界的一些偏路走，四天之后回到了湖北我的故乡。原以为可以躲过一场灾难，后来还是（笑），到90年还是归案了，然后判了六年刑，然后坐到95年提前释放。
我在铁窗里面写了很多东西，也在里面见识了很多不同的人生，我觉得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积累。跟我在同一个枕头上睡的，枪毙的都有6个，我目前写出来的只有一个，大家看了都哭了，叫《绑缚刑场的青春》，还有另外一些我还没来得及写，但这是我未来一定要写下来的东西。我们有幸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一定要把它写下来，变成珍珠，奉献给社会。
有时候想想我的整个生命，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奇特，有些不可思议。我95年出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患癌症去世，我没有陪伴他任何一天时间，出来后我母亲陪伴了我十天，给我写了一份遗书就跳长江自杀了，我至今也没有找到她的尸体。
之后我去了北京，那是1996年，真正的一无所有，我有过一个男人真正走投无路的那种体验。我至今记得那个冬天，我从武昌南站上火车，正月十二，是南方各省的打工潮涌向各个城市的时候。所有民工都背着被窝，带着行李，挤在火车站门口。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场面，每个火车站门口都有的那种场面。正月这个时段，过完年假，农民便开始出来在这个国家找一碗饭吃。当时有两个朋友来送我，在民工群里排着队，被那些维护队形的警察呼来喝去，谁要稍微排得不好就有可能被踢上一脚。我跟我的两个朋友说，我从此就是这个队伍里的一员了。其中一个朋友特别过瘾，他带来一口不锈钢的锅，非要送给我，这是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画面。我说我去北京打工，不可能带一口锅去。可他特别担心，他好像觉得我从此以后就要埋锅造饭，不带一口锅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饭吃一样。我非常生气地跟他说，你的这个锅我不要，但你的这份情我铭记在心。古人说“破釜沉舟”，我要是带这口锅去北京的话我一生都会瞧不起自己，我会抬不起头来。我觉得一个男人在这个世界上走遍天下，天下都应该有我的锅和碗才对。我要背一口锅走天下，我永远都站不起来，你要强行送给我，我必须在这铁轨上就把这口锅给砸了。后来他终于把锅背回去了，我现在想到这个画面，还是很庆幸，我像当初发过的誓言一样，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锅和饭。我不用背一口锅到这个世界上来找米。
1996年，我开始在北京打工，遇到的也都是特别奇怪的事。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90年代有个号称“中国首富”的叫牟其中。这个人曾被判过两次死刑，后来用中国的小商品换俄国的大飞机成为了中国首富，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他做秘书。我在北京找了四十五天工作，弹尽粮绝，身上朋友给的一点钱即将用完，最后一刻却被牟其中的南德集团给录取了。当时很多中南海的人都下海直奔南德集团而去，南德集团有一个专家考评制度，要给每个人进行一番综合考评。我至今记得他们当时给我的考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一个难得的秘书人才。
但我去了一个月就知道，我不是一个秘书人才。我到今天都认为牟其中是个有天分的人，他在60年代获刑就是因为那时他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就在我家乡的边上。他应该是那个时候的先知先觉者，当然，这个人也有许多好大喜功的地方，他失败的原因其实就是他的个性。他的名言是：“只有做不到的，没有想不到的。”，他一直活在他的想象之中，因此也得罪了很多人。我去给他做秘书的这一个月期间，正是他如日中天的时候，我知道他那种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的性格，那个时候就像童话当中讲的，后来被当做笑话讲的，他建议国家把喜马拉雅山炸一个口子，把印度洋的风引进来，改造中国西部的气候。你不能不说他有很天才的地方，只是他这个主意很难实现。
很快我决定不做他的秘书了，尽管他给我的待遇很不错。当时海南出版社招编辑，武汉大学校友会把我推荐去了，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小编辑的工作。八百块一个月，管住不管吃，吃要自己到食堂买饭。我非常满意这个工作，因为毕竟是学文学的，我觉得在编辑工作上容易找到自己的出路。
1996年，海南出版社引进了我，那一年也成为了出版界的“海南年”。那一年我们出了很多好书，直到今天影响诸位的，我想至少有一本书，这本书介绍的生活也是至今影响我们大家的，就是《数字化生存》，这是第一本把网络介绍到中国的书。当时我们出这本书的时候正好从美国回来几个博士，年纪大点的大概都知道，中国第一家网络公司叫瀛海威，瀛海威的老板是一个著名的女人叫张树新，她和万平国等几个博士回到中国，游说官方高层要允许网络进入中国。但是网络到底是什么，对于未来生活有什么好处坏处，大家都是不懂的。未来社会的数字化生存，网络社会，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到底是什么，会对这个国家带来危险吗？会对这个国家带来好处吗？你无法跟他描述清楚。
这个时候，我引进了美国人尼葛洛庞帝写的关于互联网文化的一本科普书，台湾翻译的叫《社会革命》，我们翻译的叫《数字化生存》。这本书就是用最浅显的语言，告诉人们什么是网络，网络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他们把这本书给政府高层看，张树新他们又一起邀请尼葛洛庞帝来中国讲课，同步翻译给政府高层，这样才准许网络进入中国。就像今天网络还没有进入朝鲜一样，如果没有我们当时的这些努力，也许还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聚会。当然我还做过很多别的好事，这只是举其中一例。作为一个普通文化人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有可能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为这个民族的进步，为这个社会的转型聊尽微薄之力。
我打了一年半的工，因为做了很多好书，就不断有投资商拎着钱来找我，给我投资让我单独成立公司，于是我改变了打工者的命运，变成了一个书商，我做总经理，大家有个分成。我是拎着换洗衣服来到北京打工的第三年成为一个中国民营书商的，就是当时海外媒体所称的“十大民营书商”。其实民营书商在90年前后就等同于非法书商，因为这个国家的出版从来都是垄断的，直到今天还是，只是今天的书商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现在的出版商都可以公开和书商合作，而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允许出版商和书商合作的，但私下的合作却是存在的，就是从他们那里把书号买来。我就是那一代书商，在一个总的不合法的大背景下，尽量用合法的手段做好书，尽量为这个社会提供有营养的精神产品，绝对不去做盗版书。
我做了十年书商，从96年到06年。这十年中，从个人来说，完成了我的原始积累，对社会来说，我出了一批好书，也解决了一批人的就业。但从整体上讲，到06年的时候，我厌倦了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首先出版社和书商之间是不公平，不公正的，除了拥有国家给予的书号这种特权以外，他们并不拥有比我们更多的智慧、才华、和远见。我做过很多好书，如《四库家藏》、《西学基本经典一百种》、《国学基本经典》、《二十六史》等等。我还做过一套很有意思的书，我相信未来更能体现它的价值，就是一百年前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当时你们山西有很多。他们用英语，用他们的母语写作的关于中国官场的书。这是最早的一批外国人观察中国的书，除了《马可波罗游记》，因为那个多少还有些存疑。
一百年前来到中国的这批传教士，他们写的清末民初那个年间的中国。读他们的书就是读我们自己的历史，读语言的真实性。而这样一批书之前在中国从来没有被出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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