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之 | 黄淑琳：我是中国人吗？

　　“你不觉得太对不起中国人吗？你的中文太差了！”上周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这样批评我。其实，这个司机态度很友好，但我还是无语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吗？师傅，难道您认为，凡是长得像中国人的人都必须会说流利的中文吗？凡是白人就一定讲英文吗？

　　 作为一个第二代澳大利亚华人，在中国留学的这一年，我不断跟各种各样的中国人进行这样有趣的对话：

　　“你回国了！很好，你可以看一看祖国发展得怎么样！”

　 　我回国了吗？如果我从没有来过中国，我可以“回国”吗？

　　“澳大利亚人对咱们华人怎么样？”

　　 澳大利亚人就不包括华人吗？如果我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澳大利亚，难道我还不是澳大利亚人吗?

　 　身份认同危机

　　 不能只怪中国吧。所谓的身份认同危机很久以前就在我身上出现过。

　　
不久之前，我妈妈让我想起，小时候我问过她：“妈妈，我为什么不像我的朋友和同学一样？为什么没有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小学六年级时，因为语法考试考得不好，我们班的老师竟然当着所有同学的面直接跟我说：“淑琳，因为你来自华人的家，你永远学不会最标准的英语。”

　　
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觉得多么不公平：我爷爷三十年代从福建迁到马来西亚，爸爸妈妈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我爸爸的方言是福州话、妈妈的方言是潮州话，因为难以用方言交流我们在家里都说英语。对我而言，英语就是我的母语。我之所以招致老师的偏见，是因为我有着一副亚洲人的面孔——而且，我是这个班里唯一的华裔。

　
　来中国以前，我一直把那些事深藏在心里。但在中国认识来自各国的华裔后，我常有机会与他们聊我们小时候的经历。有一天，一位阿根廷籍华裔朋友跟我说，她在阿根廷上幼儿园时，老师会把她的玩具偷偷拿给别的小朋友玩。

　
　她的妈妈很无奈，但又不会说西班牙语，只能把他们家开的快餐店里最好吃的盒饭送给那位老师。听完这个故事后，我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没想到在我疯狂地学语法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一个和我一样的华裔女孩也在承受着相似的痛苦。

　　
中国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它吸引众多华裔的原因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裔“回”到了中国。但根据我的个人经历，我身边绝大部分华裔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寻找答案。对很多华裔而言，他们希望这些由成长，由金黄色头发的同学、语法考试、幼儿园老师提出的问题能在这里得到解答。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太‘华’了”

　　
因为有一张华人的面孔，我以为来到中国之后，可以很快解决所谓的身份认同问题。然而，结果恰恰相反。2007年，为了找一份英语老师的工作，我在北京四处奔波。三十几个面试之后，我放弃了，毫无选择之下去了湖南农村教书。

　　
现在想来，当时的我刚刚高中毕业，一点经验也没有，也难怪没有人想录用我。但是，我的很多华裔朋友也经历过同样的情况，我们都明白这其中的“规则”：不管这种对“纯正”的外教的期许来源于学生、家长还是学校自身，对很多学校而言，招聘外教时，肤色比教学能力更重要。他们更愿意录用一个母语是英语、但没有华人面孔的外国人。

　　 在旧金山长大的华裔任丽娜说：“在理论上，如果想在中国找实习，会说中文的华裔应该占优势。但是我认识几个华裔朋友，因为他们的面孔，不但没有这个优势，反而跟不太会中文的非华裔比处于劣势。”

　
　她也提到，在中国的外国人杂志上可以看到专门招聘白人职员的广告。这样一来，公司可以让一张白人的面孔出现在公司网站上、让这个白人陪他们去开会，显得公司地位高。我有一位白人朋友从一个中国教育机构辞职，因为被录用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大部分的工作不是管理，而是一个“performing
monkey”（被耍的猴子）。

　　
不仅是工作，就连娱乐放松时，这张华人的面孔也给我们带来过不愉快的经历。一个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华裔何志荣告诉我，某天晚上跟几个白人朋友到三里屯MIX夜店玩的时候，他成了唯一需要买门票的人。

　　
遭遇过类似情况的不只何志荣一个。今年，澳大利亚籍华裔谭若思去北京一家叫Latte的夜店时，门卫让五个澳大利亚籍白人直接走进夜店里，却让他出示身份证。

　　“我没有身份证，我不是中国人。”

　 　门卫一再坚持道： “给我看你的身份证。”

　
　最后，六个澳大利亚人选择去了另一个地方。又过了几个星期，因为北京清理“三非”外国人的一百天行动，警察让谭若思出示他的护照。这次，他的待遇就和他五个白人朋友一模一样了。谭若思说：“说白了，作为一个华人，我太外国了，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太‘华’了。”

　
　一个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华裔陶钧说，某次他在三里屯打车，可是路边的司机却拒绝搭载他。直到他硬是打开车门，与司机攀谈之后说明自己是澳大利亚华裔，司机才说：“哦，我以为你是鬼子。我不拉鬼子。”

　 　我是百分之百的澳大利亚人，也是百分之百的华人

　　
愿意来中国的华裔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有的华裔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打死我也不会去中国”！我的一位澳大利亚华裔阿姨就受不了春节。我认识的一个华裔甚至无法接受自己的黄皮肤、黑眼睛，于是她把头发染成金黄色、戴蓝色的眼镜。

　　
我以前的中文老师跟我说，她不敢让华裔学生通过唱典型的中文歌来学习中文，比如《龙的传人》、《我的中国心》和《我们都是中国人》。因为曾经有学生对此极其抵触：“我不是中国人！为什么让我唱这样的歌？”。

　　 相反，非华裔的学生唱这些歌却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认为，凡是华裔都多少有一点对身份认同的怀疑，只不过每个人的“度”不一样，而且每个人会在不同的时期面临这个问题。

　　
任丽娜说：“我从小就在旧金山跟很多华裔一起长大了，所以我来中国之后才开始考虑身份认同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现象有意思，到我所谓的祖国才开始感觉到这方面的矛盾。”

　　
到中国以后，我和我的华裔朋友们会半夜三更聚在一个宿舍里，聊各种各样关于身份认同的话题。一次，不知怎么聊到了“如果有一种把华人变成白人的药，你会不会吃”。有的人不假思索地回答
“肯定会”，有的人说“绝对不会”，有的人很犹豫地表示“不知道”。看伦敦奥运(专题)会时，我们也会讨论该给中国队加油还是给我们国籍所在的国家队加油，或者如果中国和我们国籍所在的国家对垒怎么办。

　　
陶钧说：“作为一个华裔，你的身份是一把双刃剑，你需要知道在不同情况下怎么用它因为每个情况不一样。有时我会夸张我的‘老外口音’，有时别人问我来自哪里，我会回答说‘澳洲人，中国心。’”

　　华人是谁？

　　
八月中旬，浙江大学“晨兴文化中国”召开了第二届“文化中国”年度论坛。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和“晨兴文化中国”的创立人杜维明老师说：“‘文化中国’的目的是给中国人、华人和对文化中国有兴趣的外国人一个平台。为‘中国人’‘华人’‘外国人’这三个群体提供丰富的交流契机。”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在外国留学的华侨、来自香港、台湾的华人。我，这个来自澳洲的华裔也在其中。

　　
会议上，两个香港大学的本科生给大家做了关于香港的爱国教育改革的演讲，内容包括香港人为什么担心改革，什么样的教育可以避免造成洗脑，香港人觉得自己是中国人、香港人还是华人。

　　
演讲结束后，一些大陆学生开始激烈地提问：“既然香港已经回归中国，为什么还不接受中国的教育制度？你为什么觉得中国的教育制度会洗我们的脑？你的意思是我被洗脑了吗？如果是这样子，那你也是，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多少被洗脑过！”虽然对部分看法保留意见，但是说实话，我非常享受那样的讨论。我希望来自更多国家的华裔能在将来拥有这样的平台就这些话题展开讨论。这些话题之中，包括对很多华人来说不可避免的问题：对你来说，华人这个身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

　　
其实，多年以前海外华人的社区中就已经有海外华人组成的协会，而且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专为年轻华人创建的社会团体。旧金山的非政府组织“寻根之旅”
(In Search of
Roots)每年举办一次活动，让来自旧金山湾地区的十几个华裔研究他们家族的历史。上半年参与者在美国采访、搜集资料，暑假期间到中国展开寻根之旅，下半年则用于记录他们寻访到的家族历史。

　　 杜老师对我说：“追本溯源往往是一种解放。越多地了解你的过去，将越深地惠及你的现在和未来。无回忆则无自由。如果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自由就无从谈起。但随着社会日益走向多元，身份认同的来源不再局限于血统和国家了。”

　　
无论如何，我在中国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人山人海的地铁上，把MP3声音调大，让《我的中国心》的旋律冲击着我的耳膜。

　　
每当我在中国的白人朋友跟我说：“为什么在大部分情况下，华人的中国朋友远远多于白人的中国朋友？”我心里会想，是因为人天然怀有种族歧视吗？我觉得人类都想被接受、被认同，却常常陷入根深蒂固的偏见，走不出这个怪圈。

　　 每当出租车司机听我解释完复杂的家庭背景之后，云里雾里地问：
“但是，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吧？”我会对自己说：算了，别继续解释了。

　　
每当我的中国朋友“政治不正确”地跟我说：“如果你是个白人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跟你成为那么好的朋友”，我心里的某个角落依然会充满荣幸。

　　 但是如果这样想，我会不会变成问题的一部分？

　　黄淑琳(Sue-Lin Wong) 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