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 平民视角里的平权台湾

平民视角里的平权台湾

笑蜀

今天的主题是“平民视角的平权台湾”。平民视角是指我的视角，普通人的视角，以这样的眼光打量，台湾是什么样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定位是——平权的台湾。

一个平权的台湾其实是一个普通人的台湾。台湾属于普通人，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都最大限度向普通人倾斜，这就叫平权。我眼中的台湾就是这样的平权台湾，即平民的台湾，普通人的台湾。

平权首先是人权上的平权。没有人权上的平等，其它一切平等都无所依托，这是台湾最重要的特点。我们过去老是讲它的民主，它的法治，它的社会保障，这都没有问题。但在我个人眼里，还有一个最根本、最高的特点，就是人权上的平等。

怎样对待异端和反叛者是人权的试金石

    我在台湾游历的第一个景点，是台北市的马场町纪念公园，它对我冲击很大。马场町是1950年代，也就是台湾白色恐怖最厉害时的一个主要刑场。大陆知道马场町的人可能不多，但若提到电视连续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在台湾最重要的女间谍朱枫，包括同样是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四兵站陈宝仓中将，大家就不陌生了，他们都是在马场町被枪毙的。在马场町被枪毙的绝大多数人犯，都属于不折不扣的中共地下党员或左翼人士，尤其是不折不扣的中共谍报人员。也就是说马场町在台湾的意义，类似耶路撒冷的哭墙之于犹太人的意义，马场町是台湾左翼的一块圣地。台湾的制度架构用大陆的定义是“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左翼或者共产主义的理想当然是异端的乃至反叛的。在白色恐怖时期、冷战时期，更属于一种敌对的思潮和力量。

    但今天的台湾是怎么对待异端乃至反叛的思潮和力量呢？马场町算一个例子。说到这里我把话扯远一点。我在台湾访问时跟台湾一批学者喝茶，我身边有一个也从大陆去的自由派作家，思想很新锐、很先锋。我们一起谈到二二八，谈到国民党怎么给二二八死难者平反、赔偿。那个作家想不通，他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不杀他们杀谁？杀他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平反？当时的台湾朋友听到非常惊讶，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言论。当然这个作家也很惊讶：今天的台湾怎么会对台湾反政府的共产党这样的宽容、包容。两岸的知识阶层、主流阶层对人权理解的巨大差异，这是一个小例子。

    马场町公园现在叫做“马场町纪念公园”，是政府出钱修建的，每年秋季都会举行非常隆重的悼念活动。对过去的异端和反叛者，对他们的亡灵给予了最高的尊重和礼遇。马场町公园有一块石碑，碑文称当年被枪杀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为“当年追求社会公正的热血志士”。这是他们对共产主义者、对异端和反叛者的定位，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和解，而且是最大限度的肯定和包容。台湾社会不可能想象台湾会接受共产主义，但台湾社会对共产主义理念给予最大限度的平等待遇，这就是人权上的平等，这就叫平权。什么叫包容？主要是看你对异端的态度，而台湾的马场町公园是最经典的例子，大家去台湾旅游可去那儿感受一下。

所谓现代文明，我认为最根本的含义是尊重，对异端最大限度的尊重是尊重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这一点今天的台湾已经做到，他们已经走过这个阶段， 已经告别了不同理念之间互不相容、你死我活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跨入了现代文明。跟欧美那些国家，在文明程度上没有多大落差。我们经常讲美国的南北战争，胜利一方对过去敌对的一方，对以李将军为代表的南军将士怎样尊重、怎样善待，没有清算，没有报复，而是充分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当年美国做到了，现在的台湾也做到了。

人权教育从娃娃抓起

    台湾人权上的平权，其次表现为官民关系，用连战的一句话来概括，就叫做“人民最大”。

    （图片1）这是我在立法院门口跟警察的合影。这反映警察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他不担心游客会抢他的枪。

（图片2）我去嘉义本来要拜访一个NGO组织，看到对面的广告牌上，写着两个人的大名，一个是我熟悉的蔡英文，一个是我不熟悉的李俊邑，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去处。陪同的台湾朋友说，李俊邑是立法委员，这是他在嘉义的选民服务处。我马上决定改变行程，先进去参观参观。

 门口的工作人员都微微鞠躬迎候，满脸堆笑，真把我当选民了。办公桌上堆的都是群众来信，但不是上访和投诉，而是请帖，都是嘉义市民邀请他们出席形形色色的红白喜事。但凡收到请帖，立委都要尽量去，不去也得送礼。国家会给他一笔经费，但这笔经费有限，只能在大的场合派上用场，小的场合都是立委自己掏，无法报销。

参观之后，当地朋友请我吃晚饭。走不到500米，看到街边很多花圈，都是红色的，代表喜事。原来是当地一个新庙开张，亲朋好友都得送花圈庆贺。而且不能只送一个，必须送双。当地所有官员、所有议员都得送。庙有多大？就一个小庙，但也要照顾到，不能有丝毫疏忽。

    这次参观之后，我有一个感慨：我对当官本来没有兴趣，在威权时代当官扭曲自己的人格，在民主时代当官也不情愿，因为太累，那不是当官,是当孙子。但去台湾之前我还有个假想：不当官，当个议员总可以吧？但台湾之行后，这个想法也打消了，我没想到当个议员也那么累，李俊邑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嘉义选出来的，办公室一个在嘉义，一个在台北，必须每天早上坐高铁一个多两个小时去台北上班，当天赶回嘉义；但回嘉义不是直接回家休息，而是到选民服务处接着上班，处理当天嘉义选民给他的各种信件，选民有任何求助，都必须回应。甚至如果选民去了花莲和台东，刚巧碰到旅游旺季买不到回程车票，他也得想办法帮着买，实际上当议员也是当孙子，而这在经济上没什么回报。大的花费由国库报销，但很多小花费报不了。这是第二个亲历。

    （照片3）这是我在新港的马祖庙参观时拍的。旁边是一个派出所，随便我怎么拍照，警察给我搬凳子，跟我端茶倒水，跟我合影。这是第三个亲历。

（照片4）这是第四个亲历：我去不久，碰到一个台湾朋友入籍台北，马上就收到市长郝龙斌寄来的大礼包：一封郝龙斌签名的欢迎函、一张贺卡、一张市民意见调查表。还有一套瓷器。

这些都体现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平权，政府对人民的体贴。当然这方面台湾也有一个过程，并非一开始就这样。如果倒退到20年前、15年前，当时的警察跟人民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也很强势、很霸道。但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之后，首先对台北官场进行了一番改造，比如开放参观，官员的办公桌放矮，等等。后来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对整个台湾的官场进行了改造。国民党只能萧规曹随，不可能反着来。政府跟人民的关系就走到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些是台湾人权上的平权、政治上的平权的大致情况。但当然都是得来不易，经过了几十年的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在台湾两个月的考察，主要可以概括为“人权之旅”、“转型之旅”。即主要考察台湾人权进步的历程。时间有限，只重点看了几个景区，它们已经全部辟成博物馆或人权文化园区。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一个是绿岛人权文化园区。现在台湾当局正计划这两个园区整合起来，最后升级成为“国家人权博物馆”。

    人权博物馆这个庞大的计划代表了台湾的另一面。台湾有个口号，这个口号最近通过微博、互联网传递到中国大陆——据说是马英九提出的“人权立国”。这才代表着台湾制度最根本的特色。但它其实并非马英九首创，而是陈水扁上任就已确定的根本方针。人权立国首先要通过教育实现，首先需要庞大的人权教育系统来支撑，没有人权教育也就无所谓人权立国。这次台湾之行给我最重要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人权教育普及而持久。那些人权博物馆、人权文化园区每周都有非常之多的人权教育活动，这种活动不只针对普通市民，更深入到台湾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包括台湾的中学、小学教育。台湾的中学生经常去考察那些人权文化园区，然后写相关的论文。人权教育在他们那儿真正做到了从娃娃抓起。

台湾争取民主、人权的进程也充满血和泪

    除了这两个人权文化园区外，还有几个重要的景点。最早的景点是二二八纪念馆。台湾的政治改革通常从80年代讲起，这是不准确的。我从我的台湾之旅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从二二八讲起。我原来认为二二八无非是台湾版的突尼斯革命：由小贩引发暴动，由暴动发展成席卷整个国家的革命，进而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权、政治制度。区别只在一个成功了，一个没有成功。但我去台湾之后发现，二二八不仅仅是官民平反，揭竿而起，这只是二二八前期。二二八中期，从暴乱迅速转向政治变革。当时社会的主要诉求，比如民众自治机关叫处置委员会，他们提出的全部要求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怎么改？最重要的内容是自治，主要体现在处置委员会提出的“32条”大纲中，政治方面的第一条是制定自治法，把自治法作为全省最高的政治规范。同时要求开放政权，本地人参政，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整个政权、整个财权基本上被外省人垄断。本来台湾精英刚开始对祖国抱以最高期待，因为他们对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是不满的。日本的殖民统治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客观说，台湾整个现代化的基础，比如教育、交通、文化、医学等是在日本统治时期打下的；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确实有相当程度的排他性，以致台湾精英只能从两个方面找出口：一是医学，二是律师。别的方面都没有出口，为什么？都被日本人垄断。台湾精英在日本殖民时期是二等公民。正因为这样，他们对祖国抱有最高期待和美好的想象，认为一旦回归祖国，台湾精英全面参政的时代就到来了，所以当时台湾精英参政热情非常高。比如1946年台湾省参议会选举，30个参议员席位，参与竞选的台湾精英有1100多人，反映当时台湾精英参与政治的热情是多么的高涨。但回答他们的却是冷冰冰的现实。国民党到台湾后政权并不开放，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18个重要的部会机关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湾人，其他全部是外省人。很多公营事业，甚至台湾精英想做一个小小的主管都不可能。这种排斥程度比日治时期更厉害。这是他们想不到的第一点。

    相关的第二点，是个人的上升通道突然大面积中断。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立即强制推行国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立即废除日语。但台湾精英在日本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下，尤其是1930年代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后，他们的基本语言已经是日语，不是国语，一下把日语全部废除，台湾精英几乎一夜之间沦为文盲；沦为文盲后，一是个人的上升通道被打断，社会精英的流动性没有了；二是精神上的巨大羞辱。这是二二八之前的状况。

所以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众要求，除了要求自治，就是要求开放政权。但这些诉求被扭曲，根本没有办法传递到国民党中枢机构。怎么被扭曲的？主要是有两大集团：一是陈仪代表的江浙财团。江浙财团把台湾当做他们的殖民地，当然不可能允许他们自治，陈仪后来被枪杀我认为罪有应得，他对二二八负有直接责任，他是当时江浙财团在台湾的最高代表。二是国民党的情治机构尤其是军统。军统把整个二二八歪曲为夺权、叛乱、造反、阴谋，向蒋介石传递了各种各样的虚假情报，比如说台湾有12万日本军人不甘心失败杀回台湾，才有二二八暴乱等等。情治机关扭曲了整个事件的真相，给最高决策者很大的误导。

    （图片5）二二八事件事实上一直在情治机关掌控之下。处置委员会下面有一个机构，叫忠义服务队，是民众自己的保安机构，一种强制力量；忠义服务队的总队长许德辉就是军统特务。二二八事件中，要求攻打圆山，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最激进的头目，往往是军统的卧底。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总清算时，最激进的头目恰恰容易全身而退，受到中统、军统的庇护，其身份不言自明。二二八事件的整个进程被他们暗中控制，这是当时二二八结局惨烈的主要原因，民众政治改革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善意回应，因为真相全被扭曲。

    惨烈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死亡人数之众。这点现在有争议，我到台湾时争议刚刚爆发，台湾前“行政院”院长、也是国民党老军头的郝伯村，刚在《中国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很多人说“二二八”死亡成千上万，他说那是耸人听闻，实际死亡不过200-300人。这马上引起舆论强烈反弹，被很多人骂，因为很多死亡在当时没法统计，仅仅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推断死亡人数当然是不科学的。

    二是台湾精英的夭亡。台湾精英在“二二八”事件中基本被干掉。省参议会死伤过半，比如国大代表、省参议会议员、议长、副议长，包括嘉义市的议长副议长、基隆市的议长和副议长，领袖级人物大多被枪毙。除了议员，死亡最多的人群是律师，然后是医生、法官、媒体人。很多精英被枪杀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比如煽动暴乱，不是的。恰恰是因为他们是整个事件中比较温和的一群人。“二二八”有不同路线，最极端、最激进的是谢雪红代表的中共地下党，主张武装斗争，暴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再一个是以省参议会的议员、律师、媒体人、大学教授为主体的温和、渐进、中间的力量。第二种力量主张协商、对话，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但后来杀得最多的恰恰是他们，而且被杀的直接原因就是调停。比如台湾最著名的画家、整个台湾美术界的鼻祖陈澄波，他同时也是嘉义市的议员，嘉义是“二二八”的重要现场，杀的非常惨烈，他们想跟军队沟通，看能否说服军队温和一点，几个省参议员、市参议员包括陈澄波等8人去谈判，结果都被军队杀掉。所以我的另一个结论是，当极端狂潮席卷而来时，没有温和的、中道的空间，这时候任何温和、中道的努力都是徒劳，一切都应该在极端大潮来临之前做最大限度的努力，一旦来临，就什么都完蛋了。台湾一代精英的夭亡给我的教训就是这样的教训，并不是因为他们极端、暴力，没有，他们都是理性、平和、中正的，但这恰恰是他们被杀的原因，因为这个时候只要不跟政府站在一边，都是政府的敌人。另外，我个人怀疑对精英的屠杀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因为只有这样，外来的力量才可以站稳。

    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篇幅讲“二二八”，主要因为它是整个台湾政治改革的一个起点。二二八之后台湾转入清乡镇压，1949年5月19日台湾全岛戒严，进入白色恐怖时期。就有了马场町公园枪杀现场，就有了景美看守所，这是整个白色恐怖时期。

    整个白色恐怖时期在我看来有三个最重要的地标：一个是前面说的马场町公园，一个是景美看守所，一个是绿岛山庄。知道景美人权公园的大陆读者不多，但如果说到施明德，说到美丽岛，说到吕秀莲、陈菊、李敖、柏杨等诸如此类的名字，大陆读者则会非常熟悉，而他们都是成千上万景美囚徒中的一部分。他们的案子，比如说美丽岛案，比如江南案，都是在景美军法处的军事法庭和第一法庭审理的，最轰动的当然是1980年2月20日开幕的美丽岛大审，它是台湾人权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原来台湾的所有政治案件都是暗箱操作，所有政治犯都不受普通法律的审判，都是以平民之身受军事审判，军事审判对统治者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想怎么操作就怎么做。整个台湾的政治犯的命运全部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蒋介石，所有案件都经过他，量刑轻重、大小都归他决定。所有的侦查程序、所有的审判程序都是演戏，所谓的证据都是打出来的。美丽岛大审根本改变了那样的情况。因为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尤其是国际舆论压力，蒋经国顶不住了，所以同意整个审判全部公开，同时允许媒体旁听，给了台湾反对派千载难逢的机会。

    景美基本上是两个机关的所在地，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戒严时期都是军事统治，军事统治的主要机关、执行机关是警总。警总之下有军法处，专门审政治犯；另一个重要机关是台湾军情局的军法处。他们主要有三个职能：一是军事审判；二是羁押，因为很多政治犯并不是一抓进来就审判，一般关一年以上才开审，这一年多时间基本上是羁押时间；三是移送功能，审判后犯人分两部分，一部分移送其它监狱，另一部分是代监执行，即军法处经监狱授权，犯人不移送，就在景美服刑。

    犯人在景美服刑做什么？主要是生产，里面有很多监狱工厂，有洗衣厂、缝衣厂、手工艺厂。

    （图片6）很多人在监狱工厂被培养成工艺大师，田志敏就是其中一个。他进监狱之前没任何技能，入狱后学了一门手艺。政治犯出狱，一般都找不到工作，一是用人单位不敢接收，二是接收了警察会找上门恐吓。田志敏出狱后也找不到工作，就去了难友翁廷倩创办的一家工艺品商店，找到一个饭碗。不仅找到饭碗，还找到了爱人，他跟翁姓老板的妹妹廖桂珍爱上了，很快结了婚。之后开了自己的工艺品商店，作品远销日本、菲律宾等国。

（图片7）景美看守所医务室。这里有一段传奇故事。当时台湾有很多政治犯，但蒋介石政府根本不承认，在国际上说台湾从来没有政治犯。国际社会对台湾人权状况关注很强烈，但一点辙没有。后来有一个重大突破。突破雷区的是景美看守所的犯人医生陈中统。陈毕业于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院，回国看望老父亲，然后结婚，没想到结婚的第16天就被抓了。看守所让他做监狱医生。当医生本来就比普通犯人自由，而他确实医术高明，看守所长官经常让他出去给自己的太太、孩子看病，所以他的自由空间更大。

中间有则趣闻。台湾有个著名的政治犯叫崔小萍，一次到医务室看病，一边打吊针一边跟陈中统聊天。崔问陈有没有孩子。陈说没有。为什么没有？陈说我结婚时间那么短就被抓，怎么可能有？崔说未必吧，时间短也可能有的。陈说：我的技术没那么高明。可后来他却有了两个小孩。服刑期间怎么会有孩子？主要原因是他经常外出给看守所长官的家属看病，就利用这时间跟夫人幽会，所以他服刑期间一点没耽误。后来李敖还写文章开他的玩笑，说“陈中统的精子翻越了监狱的高墙。”

从以上对话可以看出，陈中统是个非常老实、非常质朴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心机，而是大智若愚。所以才干出惊天动地的事：因为医生的特殊身份，他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患者，知道很多有名有姓的政治犯，因什么事而进来，什么罪名，判多久等等，都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把400多人的政治犯名单寄到海外。美国、日本、欧洲的媒体都做了报道，炸弹一下子爆炸，搞得蒋介石政府非常难堪。整个国际政治救援就此展开。

    （图片8）这是一段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他们被捕之前就恋爱了，双方都觉得自己很危险，不愿牵连对方，决定分手。但结果还是双双被捕，女生丁窈窕被判死刑，男生郭振纯被判无期徒刑。女生在自己被枪决之前，偷偷将诀别遗书和一缕自己的头发装在烟盒里，托人转交给爱人留作纪念。

台湾争取民主、人权的进程也是血和泪、苦难、冤案堆砌起来的。后来台湾当局做了道歉和补偿

    景美园区还有一个景点，就是汪希茗被抓关在景美，条件非常好，除了铁门像监狱外，里面简直是一个小别墅，有会客室、书房、高级卫生间、散步的小院。

景美而外，最重要的人权景点是绿岛。

（图片9）这是绿岛人权纪念碑，与大海只有一步之遥，上面都是受难者的名单，柏杨题字：“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他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这个碑不是指向天空，而是通向地下，我认为是象征一个幽暗的时代，走出去就是阳光，就是大海，就是今天，昨天跟今天如此之近，一步之遥。

    绿岛以前是所谓新生训导处，有点像大陆的劳教，不是正式服刑。1972年泰源监狱发生暴动，然后就在绿岛新建了一个全封闭性质的重刑监狱，叫绿岛山庄。现在山庄的主体建筑已经变成展览馆。当时很多作家关在绿岛山庄，比如吕秀莲、李敖、柏杨等。

（图片10）这是绿岛山庄的监室，也就是李敖他们当年坐的监室，小池子是卫生间，一个房间关10—20人，共用一个卫生间，这个卫生间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国民党跟苏联的很多政治词汇是相通的，比如“同志”、“革命”、“思想改造”等。他们的洗脑教育也非常重要，政治犯尤其是绿岛的政治犯是工作一天、学习一天，工作是用石头修建囚禁自己的监狱。学习就是所谓的思想改造，全部接受反共教育，还有正儿八经的考试，如果考试不过关会加重刑期。

绿岛政治犯与绿岛居民互动很多，还互动出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悲情故事。政治犯在岛内经常户外活动，比如巡回演出，原住民看病，给原住民的孩子补课等等。这跟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差不多。一个叫曾国英的政治犯和本地姑娘苏素霞，就因为经常一起巡回演出，日久生情，爱上了。但这给曾国英招来弥天大祸，一个姓刘的政战官也在追求苏素霞，听说曾苏之恋，大怒，把满腔怒火发泄到曾国英身上，把曾关进海边的碉堡里面，碉堡空间极其狭窄，不能躺不能站不能坐，一天只送三个面包。一连关了好几天。苏素霞听说后很着急，为了救出曾国英，只好答应了刘姓政战官的求婚。但等到曾国英回到原单位后，她却在婚礼当天自杀殉情。

    （图片11）绿岛还有一个重要去处，即十三中队公墓。政治犯和看守他们的官兵如果死在绿岛，就葬到这里。很多官兵是从大陆去的，死后联系不上家属，所以没有后人扫墓。我去现场时，很多墓碑基本被野草淹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犯和看守他们的官兵是同一个命运，都被社会完全抛弃。这是绿岛的一个特殊景观。绿岛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阳光、明媚、青春，但十三中队墓地是另一种气质，阴森恐怖。

    这几个景点所浓缩的历史，我认为能够概括性地代表台湾的民主进程、人权进程，这是充满着血和泪的进程。蒋经国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当然需要蒋经国的远见卓识，需要决断，但更重要的，是这三十多年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要求人权的民间压力倒逼促成的，没有这样的前提，不可能有蒋经国启动变革。

    我游历的最后一个台湾人权景点，是高雄的美丽岛站，这儿有个人权学堂，我刚才讲台湾对人权教育高度重视，这就是一个例子。台湾还有所谓“国家级”的人权咨询委员会，地方各级政府也都有自己的人权委员会，这是高雄市的人权委员会。

高雄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首先是因为美丽岛事件在这儿发生。其次，人权学堂所在的高雄地铁站，则是全世界最美的地铁站，排名第一。

经济低迷收入下降为什么并未影响社会稳定？

    平权台湾的另一个特点，是经济平权。考察台湾两个月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台湾太特殊，台湾太幸运，所以台湾转型最成功。众所周知，台湾民主已经走向规范，走向成熟，但最重要的不在这儿，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台湾今天的民主多么成功，而是它的转型多么成功，它的转型成功世上少有，最值得华人社会骄傲。为什么转型最成功？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是转型成本的大与小。在蒋经国决定解严后，经过李登辉、陈水扁到今天的20多年，台湾转型震荡很小，因而代价很小，虽然有过陈水扁时代的一点震荡，但相对其它国家的血与火和巨大的经济成本、生命成本，这点震荡之微不足道，世界范围都没多少可比的。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等第四波的国家，都不能比。能够比的，我认为只有东欧几个国家，比如捷克、波兰、匈牙利。在这意义上可以说，台湾转型的成功是世界先进水平，是台湾最可骄傲的。

    台湾转型最成功，在于其特殊和幸运，这特殊和幸运大半因为经济平权。经济平权是什么意思？主要是均富。台湾的均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基本兑现。一方面完成了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另一方面，没有以贫富悬殊为代价，而是均富和经济腾飞同步，经济腾飞的进程也是整个社会均富的进程。因为均富，台湾基本上消灭了底层、穷人，也就消灭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消灭了痞子革命的可能。财富的均衡培养了台湾的一个重要元素：社会理性。也有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双方都能控制在临界点以内。网友中年格瓦拉回忆他当年做社会运动尤其街头运动，做到什么程度？第一不能太常规太平静，因为那就没有媒体素材。需要冲突，但冲突必须是有限的、可控的，比如最多把政府门上的牌子摘下来，最多打破两扇玻璃。以一个限度为底线：不流血、不死人。我听说台湾有个重要的社会运动领袖，能做到队伍需要什么时候拉出就拉出，需要拉出多少人就多少人，需要拉到什么地点就什么地点。这其实不是哪个领袖的本事，而是基于群众的理性。我曾问台湾的钱永祥老师，听说百万红衫军时，红衫军内部有个提议：冲进总统府；是不是有这回事？他的回答是有过这提议，但从来没有成为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也就一两个人说说而已。我问：为什么它不能成为议题？钱老师的解释是：你知道红衫军是什么样的队伍吗？哪怕最普通的群众，哪怕上街游行，看到红灯都会马上停下来。人们有最基本的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而这是从均富当中来的，消灭了底层即穷人阶层，因此台湾整个的社会运动是有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具备基本理性。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能收放有度。

    经济平权的另一个内容，是消费平权。这是大陆、香港和美国都缺乏的。消费平权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已不需要多高的价钱，因而不需要多高的收入，只要有一份基本收入，有一个正式的工作，都可以享受到。比如，大陆顶级演出我很少去，其中一个原因是收入不高，消费不起，最多一年去两三次。但在台湾，我到国家音乐厅看演出，15排以前的座位票价折合人民币一百多块钱，台湾故宫的门票折合人民币才不到三十块钱。所以台湾的精神消费，普通人都能支付，富人能享受的，普通人也能享受。

物质上更是这样。比如我在台湾高铁吃份盒饭，折合人民币不到20块钱，质量很好。我在台湾两个月期间，基本上都是在街头小摊吃饭，每餐消费平均下来不超过20块钱。再一个是行，台湾比较贵的交通是高铁，除此而外，台湾无论是大巴还是普通的火车都非常便宜，低于大陆的平均价格。我算了一下，如果在物价相对最高的台北生活，包括房租在内，一个月收入35000台币，折合人民币7000块钱可以活得很好，没有压力。而且台湾7000块钱跟大陆7000块钱的含金量不一样，不仅是因为物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指数。大陆7000块钱一个月，一家老小的支出，孩子的读书、老人养老、自己的开销，全在这当中开支，什么都只能靠自己。但台湾不一样，你这7000块钱一般只是日常消费，其它该有的社会保障都有，最重要的保障是健保，台湾的健保水平是世界级的，比美国、香港、欧洲很多国家做得好。我的一个朋友生大病住院动手术，全部花费8万多台币，最后自费是5000多台币，折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其它都由健保承担。所以台湾月入7000块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很扎实的7000多块钱。

正因为如此，尽管台湾经济不景气，民众的实际收入下降，但并没有什么大的动荡，整个社会非常平静，平静的承受了经济低迷、实际收入下降，而且不是一年，是连续十多年。台湾一个大学生现在的收入还不如十四、五年前，但显然台湾今天的物价水平远远超过十四、五年前。为什么经济低迷收入下降并未影响社会稳定？原因我想有这几点：

第一，有社会公平支撑。我收入下降，但整个社会都在下降，想得通。第二，有社会保障支撑，所以日常花费不高，不需要很多钱也能保证基本的生活品质。第三，有藏富于民支撑。台湾是小政府有限政府，政府没法与民争利，整个经济腾飞就是一个藏富于民的过程，因此台湾多数人都有比较丰厚的积蓄，经济低迷时期、收入下降时期可以靠积蓄来抵销一部分损失。

台湾的一个特点，是人们的心态都很从容、平和，原因就在这里。从这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平权、消费平权是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缓冲带，能极大降低社会的风险指数，支撑社会理性。

对台湾的第三个感受也是最大感受，是人文台湾。这首先体现为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尤其对普通人的关心和尊重。这是发自内心的，我在台湾的两个月中有太多体验。其次体现为人际交往中的谦卑。我在大陆碰到无数有教主气派的人，但在台湾没见一个，而我在台湾遇到了很多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都很低调，都夹着尾巴做人。在台湾，哪个精英敢放肆，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他们要放肆只能跑到大陆放肆，在台湾是绝不敢的。这也是平权台湾的一个侧面，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很多大陆人去台湾观光，觉得台湾没什么了不起，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台湾的人好，而我认为，人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我在大陆写过不少文章，也做了一点事，总的目标就这个目标，即追求一个人好的社会，追求一个人和人友善相待的社会。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至少30年50年的距离。

           ——（本文为作者在腾讯燕山大讲堂讲话原文，根据记录整理。原载《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