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
2012年9月26 日京华时报发表文章《戴相龙坦承养老金缺口，建议延长退休和缴费年限》，再次引起网民对推迟退休问题的热议。
由于生育率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计划生育又加速和加剧了中国大陆人口的老龄化，使得中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那些信奉计划生育意识形态的人并不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程恩富教授甚至公开说超低生育率和未富先老都是大好事。他们认为无需合理的人口结构，依靠个人储蓄、社会保障和科技进步就能解决养老问题。
其实“养老保险”不是真正的保险（射幸），而是变相储蓄。储蓄养不了老，储蓄的只是纸币。粮食无法储蓄三年以上（否则只能喂猪），服务更是只能即使提供。储蓄的价值是要依靠整个社会有合理的人口结构来支撑的。又无论科技怎么进步，也提高不了养老育幼的效率。事实上家庭劳动的效率是下降的，过去带五六个孩子还包揽全部家务的妇女很多，现在你让一个妇女带两个孩子并包揽家务她就会感觉累得受不了。整个社会严重欠缺劳动人口的时候，许多老人烂在家里了都没人知道，这恐怕已经是计生中国的许多老人无法改变的命运。现在多生一些孩子，也只能稍微减轻一些这类人道灾难。
好在政府似乎还没有这样幼稚和疯狂。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了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并多次把推迟退休年龄的话题拿出来让人们讨论。
为什么要推迟退休？无非是嫌干活的人太少、拿退休金的人太多。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无非是两个，一个是鼓励生育，一个是延迟退休。一般采取前一个办法要比采取后一个办法早二三十年。这两项措施存在明显顺序的原因有三个：第一，生育率刚刚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的一段时间，由于养老负担尚不算重，育幼负担明显减轻，整个社会的抚养比反而在降低，根本就不需要延迟退休。中国的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中国的生育率1991年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但劳动力总量却是2011年才开始下降，而老龄化最高峰则将在2035年以后发生。第二，延迟退休对于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作用虽然有限（能延迟退休几年？而且老年劳动力的质量显然不及青壮年），见效时间却是立竿见影的，但培养一个劳动力需要接近二十年的时间。第三，老龄化高峰到来的时候，育龄妇女尤其是年生殖力强的轻育龄妇女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而且养老负担奇重，既缺少生孩子的妈妈，又缺少养孩子的财力，那时鼓励生育还有用吗？
中国政府都已经在考虑延迟退休的问题了，同时却还限制生育，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政府到底在顾虑什么？主张坚持计划生育的人说，是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这个问题易富贤博士也做过专门研究，60后育龄妇女已经基本上没有生育能力了，80后还谈不上补生，所谓补生的主体应该是70后育龄妇女，考虑到这些人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并且这些人基本上都已经生育了第二胎，同时考虑到高龄育龄妇女30％以上的不育率和1.73的生育意愿，一共大概还有补生3400万孩子的意愿和能力。（易富贤：《国际背景下的政策调整》，香港《财经文摘》2009年第7期）这3400万孩子只要分布在两年内补生，以中国目前的年出生数加上1700万，也不过相当于1963年的生育总量。国家现在的财力和医疗、教育水平远高于刚刚走出大饥荒的1963年吧？1963年的中国并没有因为孩子生多了而被拖垮，现在怎么可能会因为连续两年出生的孩子像1963年那么多而被拖垮？实际上第二年补生不可能使生育规模达到1963年的水平，因为总有些人在第三、四年甚至第七、八年才补生。
因此需要顾虑的根本不是补生孩子的总量，因为这个总量对于解决中国的过度老龄化问题还远远不够；而是3400万孩子不能绝大部分集中在第一年补生。中国人对于生孩子其实是相当理性甚至过于理性的，只要国家充分公布信息，讲清楚集中在一年补生对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压力及对孩子的不利影响，号召1975年以后出生的育龄妇女尽可能安排在停止计划生育第二年以后补生，我想绝大多数1975年以后出生的育龄妇女是会响应的。
中国大陆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补生高峰太高，而是补生高峰过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直到降到比现在的生育率还低，比港澳台地区的生育率还低。
也有人说：政府根本就不是因为顾虑什么补生高峰，二十年前应该停止限制生育而没有停止，是因为有生育限制计生系统才能收钱；推迟退休提前二十年，是因为推辞退休社保系统就可以把部分支出转变成收入。我实在不敢相信政府掉钱眼里这么深，以至于杀鸡取卵而不顾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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