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安迪,  SARAH LYALL 联合报道 2012年10月12日
China Daily, via Reuters
2009年，莫言在北京。
北京——本周四，极其多产、享誉世界的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并不认为自己带有政治色彩，然而，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对他的接纳却引起了很多异见作家的不满。
中国几乎进入了举国欢腾的状态。官方的中央电视台(CCTV)中断了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节目来播报这条突发新闻；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在其网站上开设了一个“环球关注”的版块，对此事进行特别报道；《人民日报》则刊发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报道，明确宣称该奖项“是慰藉，是证明，也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新起点的开始”。
两年前，当被囚禁的中国异议分子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中国政府的反应充满了轻蔑和愤怒。他们删除了网络上的相关报道，谴责该奖项的授予是个“污辱”，而且还将其称之为西方的宣传工具，旨在侮辱中国共产党，并动摇其统治根基。中国政府官员甚至对颁发该奖项的挪威进行了报复，不但拒绝为来访中国的挪威高官发放签证，还拖延挪威三文鱼的装船时间，由于拖延时间过长，那些鱼在到达目的地前即已腐烂变质。
然而本周四，又一名中国公民获得了又一项诺贝尔奖，消息传来之时，他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之前所有这些事实。莫言获奖很可能会极大提高中国的民族志气，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饱受困扰，觉得自己的文化成就远逊于经济成功，至少西方世界是这么认为的。
“中国人会认为，这表明中国已经被世界接纳，”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说。“他们在刘晓波获奖和莫言获奖上的矛盾做法，根本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困扰。”
这次奖项的授予对瑞典文学院(Swedish Academy)来说也是一次转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是由该组织的成员来决定的。
在苏联时期，该组织经常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苏联和东欧的异见分子，其中包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r Solzhenitsyn)、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和雅罗斯拉夫·塞弗特(Jaroslav Seifert)。同样的，之前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地区仅有的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和高行健也都是异见分子。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法国国籍的高行健于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的确，瑞典文学院几乎从来未曾把奖项颁给共产主义政府所认可的作家或学者。文学院的商议过程都是在罗马教廷式的隐秘中进行的，官员坚称，绝对没有受到任何来自中国方面的政治、外交或者经济压力。
“基本说来，这非常简单，”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说。“我们是在颁发文学奖项，其出发点是文学价值。其中不参杂任何政治因素。”
“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文学不带有政治性，或者说今年的获奖者没有创作政治文学，”他在说到莫言时说。“你翻开他的每一本书，几乎都能看到很多关于中国历史及当代中国的激进言论。但是，他并非一名政治异见分子。我认为，他更像是一名身在体制内部批判体制的人士。”
今年57岁的莫言根本算不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带有社会批判性，海外的中国文学读者和中国境内的读者都对他倍加追捧。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带有政治色彩，而他不反对中国政府的立场，以及在国有机构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副主席的职务则让中国异见作家颇为不满。
莫言在自己的小说和短篇故事中，描绘了绵延不绝、错综复杂的中国农村生活。他经常在作品中运用想象，如会说话的动物、神话故事成分等等，让人们联想起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抒情手法。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国家也能找到他的作品。但是，他在海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还是《红高粱》，这部作品讲述了日本侵华、中国的土匪文化以及中国农村艰难的生存条件，这部作品于1987年被张艺谋拍成电影。
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说，“通过魔幻与现实、历史与社会因素的相互交织，莫言创造了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令人回想起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以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作品，同时，他还从中国古典文学和口头文学中找到了新的出发点。”
1955年，莫言出生在中国东部山东省尘土飞扬的平原上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很多小说都是以自己的家乡为背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少年莫言离开了学校，先是到农场务农，后来又到棉花籽油工厂工作。莫言曾说过，他的写作生涯始于几年之后，那时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
莫言原名“管谟业”，意为“不要说话”的“莫言”实际上是他的笔名，反映了他成长时期的时代特征。
“那个时期的中国，生活并不正常，所以我的父母叫我不要在外面说话，”2011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一个论坛上说。“如果你在外面说话，谈论自己的想法，你就会有麻烦。所以我听从父母的教导，不说话。”
莫言的作品涵盖了许多在当代中国最为敏感的主题，比如文化大革命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他的名作之一《天堂蒜苔之歌》（写于1988年，1995年出版英译版）讲述了农民以暴动反抗政府渎职行为的故事，采用的是半虚构的写作手法，没有直接批评具体的政府官员。
但据莫言作品的美国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透露，这本书在1989年学生动乱后面世，中国官方最初认为它太过尖刻讽刺，不允许它出版。莫言转而在台湾出版该书，后来才在大陆出版。
西方评论家对他的作品大加赞扬。《生死疲劳》是一部充满雄心的巨帙，它以五个动物的口吻叙事，讲述了一个男人在冥界统治者阎罗王的控制下五次转世为动物的故事。2008年，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部作品“几乎涵盖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有经历”，几乎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纪实小说。
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称，莫言的许多作品“曾经被判定具有颠覆性，因为它们尖锐地批评了当代中国社会”。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t theUniversity of London)的中国文学教授贺麦晓(Michel Hockx)表示，莫言属于文革后的那一代作家，他们脱离了共产党的路线，开始以新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
贺麦晓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现实主义只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现实信仰，因此就必须充满意识形态讯息和政治讯息。”贺麦晓继续说，“但莫言没有描写社会主义超级英雄”，他的作品里都是一些真实人物，与此同时，他又将中国农村描述为一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许多奇妙的事情，如同神话故事一般”。
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批评莫言没有政治立场。去年夏天，莫言受到公开斥责，原因是他与一群作家为伍，手抄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一段讲话。按照人们的形容，毛泽东的此次演讲是对那些拒绝为共产党效力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死刑判决，带来了中国政府对作家和艺术家长达几十年的控制。
莫言还因为参加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而备受批评，因为中国政府禁止一些异见作家参加那次书展。
后来，莫言在书展上发表演讲，为人们了解他复杂的思维提供了一个窗口。
“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他说。“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号，表达他对社会上不公正现象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要容许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用小说或者诗歌或者其他文学的样式来表现他对社会上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评。”
杰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Sarah Lyall自伦敦报道。Ian Johnson自北京、Alan Cowell自巴黎对本文有报道贡献。Shi Da和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陈柳、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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