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位作家自称“莫言”，影射自己担心身处在一党专制国家里而陷入麻烦。如今他成为了该国文学领域的一名高官，并且赢得了世界上最大的文学奖项。
这是小说吗？一个卡夫卡式的文学创作，描述了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古老斗争？这不是一个足以让任何作家都为之自豪的故事构思吗？
Jason Lee/Reuters
莫言在他的家乡山东高密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图为他在等待新闻发布会的开始。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在上周四成为了事实，中国政府麾下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莫言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一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诺贝尔奖可谓是梦寐以求，但在此之前却一直未能如愿，因为这些奖项总是授予错误的人——那些自由思想家们，包括拥有法国国籍的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流亡者高行健，以及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目前仍在狱中的刘晓波。周四颁发的这个奖项为这里带来了一个笑话，“中国有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第一位莫进来，第二位莫出去，第三位莫言。” “莫言”是笔名，他的真名是管谟业。
如果说今年是共产党执政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那么2009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Frankfurt Book Fair)就是一个低谷，那一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
当时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官方代表团，在公众对审查的争论之下大受震动，代表团抵制了有中国异见作家出席的活动。这起事件提出了几个关于写作和权力的关键性问题，其中包括这个近乎哲学化的问题：在一个大规模展开审查的一党制国家里，作家能否真正自由地进行创作？换句话说，审查与妥协会不会以作家本人意识不到的方式，禁锢他的头脑？
莫言曾因自己粗犷而触及深远的文风，在中国内外备受推崇。近些年来，他也并不忌惮以这种文风探究一些敏感问题，例如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强制堕胎。但即使是在这时，莫言是不是也受制于头上的紧箍咒呢？
那一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我也在场。莫言代表作家发表了开幕演讲，台下的听众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外界预期他将成为中国的下一任最高领导人），以及公开呼吁中国应当尊重言论自由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
莫言的表现出奇地沉闷。他确实说了一名作家应当超越政治。以下是我在那时笔记中的摘要（为了清晰简明而做了点编辑），其中却记录了那种平淡无奇的情绪：
“莫言前半段的发言沉闷、呆板，我身边中国记者们嘀咕说，这不是他写的，而是作协写的。突然，他的声调洪亮起来，他也开始直视听众的眼睛，说了些像是自己加上去的话。他谈到了家乡人对德国人的一些误解，尽管说的时候很谨慎，试图避免引起波澜，却也很有趣。德国人在他的家乡山东省得到了‘没有膝盖’的名声，他们一旦坐下了就不会再站起来。噢，他们还被认为舌头上有分叉。为了消除这种误解，我们之间的对话很重要。”
但是，我的笔记继续写道，“总的来说，这是一场让人费解的演讲，令人失望。这可不像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演讲，那是去年书展上最热门的话题。”（在前一年帕慕克的开幕演讲里，他对土耳其政府限制言论自由进行了猛烈抨击。）
我在笔记里写道，“这是个谨慎的发言，考虑到作家可以在这个场合做到的事情，这真令人失望。无足轻重。”
当年晚些时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可以在中国新闻网上阅读中文的报道），莫言回应了那些关于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与官方态度太过一致的批评。当时，他和中国官员一起离开了一场文学研讨会，以抗议两名异见作家戴晴和贝岭的出席。由此掀起的争议仿佛风暴一般，令书展陷入困扰。莫言说，“没有办法。”
“很多人说莫言是官方作家，我在中国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有一份工资，余华、苏童都有，享受福利医疗。”
他说，“这是中国现实。国外无论在哪都有保险，在中国如果没有职业，生病我治不起啊。”
法兰克福书展的开幕演讲之后，莫言似乎就消失了。我的笔记中这样写道，“从那以后，事情就快速恶化。莫言取消了自己的首次公众朗读，他本应以此作为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我提前五分钟到场，结果只看到了霍勒曼出版社(Horlemann Verlag)摊位上人们拉长着脸。他们是莫言的新书《生死疲劳》的德国出版商。”
笔记里接下来写着，“据一个口风很紧、领口别着公司名牌的人说，有人15分钟前打电话取消了活动。他没有说自己是谁，但自称是中国代表团成员。理由无可奉告。是故意冷落书展吗？他耸耸肩，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后来，莫言还取消了德国国家电视台ZDF在蓝色沙发区(Blue Sofa)主办的大型活动。”
根据一些文学代理人和出版商的说法，莫言被无休止的政治问题搞得很恼火，他和许多代表团成员一起，故意没有出席一些活动。于是“莫言”先生变成了“莫露脸”先生。
书展后我还想寻求答案，就到巴黎采访了2000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高行健。
采访在他的公寓中进行。他没有提及莫言，但说他认为生活在审查制度之下的作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挤压。他认为，作家需要“完全的独立”才能创作出“永恒”的文学。
高行健说，“官员与文学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
“他们与文学没有关系，尤其是和文学没有关系。而那是一场官方活动，”他指的是书展。
高行健继续说，“官员和文学可以在哪里产生联系？哪里都不行。”
“而如果有关系，那就只是官方文学而已，就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所以文学不应当由官员来组织。如果是官员组织的，肯定会变得很荒谬。在那种情况下，官员会把政治强加到文学中。必然如此。在中国，直到今天，官员还一直在掺和文学。这不是一种新现象，一贯如此。我还在中国时就是这样。因此我离开了，”他说。
瑞典文学院(Swedish Academy)的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上周四说，莫言不是一名政治异见人士，“我认为他更像是一名体制内的体制批评者。”诺贝尔文学奖是由瑞典文学院颁发的。
那么，问题来了：流传后世的伟大文学作品可以从体制中诞生吗？诺贝尔委员会认为可以。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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