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俄罗斯莫斯科一座苏联英雄的铜像被拆除。它宣告了一个特殊时代的结束。这是一位少年英雄,。这个名字,我国人民不大知晓。但在苏联国内,他的名气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有无数的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多名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很多诗人和画家为他写诗作画,邮票、明信片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
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是他作为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告发了亲生父亲特罗菲姆。
帕夫利克向政治保安局告发了父亲,说他是”人民的敌人”,用自己的行动帮助苏联建设社会主义。
父亲特罗菲姆参加过红军,为苏维埃政权流过血。复员后三次当选为村苏维埃主席。在村里人缘很好。他的”罪行”就是私开证明信给富农,让这些被流放到当地的人回到家乡。
结果三天后特罗菲姆被逮捕,消失在极北地区的劳改营中。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被”苏维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为英雄。
苏联当局要树立这样的英雄榜样,目的是提倡告密。一个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权,就要用告密来震摄民众,实行恐怖统治。
在我国历史上,商鞅就使用连坐法来强迫人们告密。最典型的是武则天,公开普遍地实行告密制度,她规定不许阻拦告密的人。樵夫和农民都可以面见皇帝提出检举。他们可以使用官府提供的车马驿站,一路享受五品官员的待遇,进京后吃住都是官府招待,能得到武则天本人的接见和赏赐。最重要的是,即使举报不实,也不会反坐,不会受到任何处分。
从告密者中产生酷吏,从酷吏中产生冤假错案,以此来除掉想除掉的人。
帕夫利克一案,就是地道的冤案。真实的情况是,他的父亲因家庭矛盾出走和另一女人生活,母亲想用惩罚手段吓唬特罗菲姆,让他回心转意。于是要帕利夫克去告发,”她想,特罗菲姆一害怕,就会回家”。
至于是谁杀害了帕利夫特和他弟弟,苏维埃法官未经调查就在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宣布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是杀人凶手,并立即执行枪决。
帕夫利克吃住在祖父家,他们之间有感情,他们虽然不满告发这件事,但绝不会走到杀死帕夫利克这一步,更加不会杀死帕夫利克的弟弟、他们只有八岁的孙子。
后来人们看到审讯记录,没人承认杀害帕夫利克,祖母根本没有到过森林。
俄国专门研究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学者德卢尼科夫,14年研究结果仍没找到真凶。他认为凶手决不是那三个人,而很可能凶手就是”执行者”。
为了造成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把儿子告发老子宣传得耸人听闻,必须要把儿子杀死,然后把他变成英雄。因此要有一个执行者,这人是谁并不重要,就像帕夫利克不是少先队员并不重要一样。(事实上,1932年他们那里还没有建立少先队组织,但不妨碍把他宣传为优秀少先队员)。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顽强抵抗,他们不交粮食不加入集体农庄。苏维埃征粮队很难找到藏匿的粮食。农民以家为单位,从家庭突破点就在儿童身上。1932年铺天盖地宣传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并制定奖励政策:揭发者获得没收财产的25%。很多人学着帕利夫克的样,踊跃揭发富农,成为致富的一种途径。
文艺工作者们各显神通,用各种体裁(电影、小说、诗歌、绘画….)歌颂告密小英雄。
告密行为从娃娃抓起,长大以后就会成为自觉行为。苏联提倡告密是政权的需要,为此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每个单位都有情报员,情报员与克格勃是单线联系。广大民众对这些人虽恨之入骨,但敢怒不敢言。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憎恨告密。因为告密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报复的有效手段。告密者不一定把告密当成光彩的事,但在实际利益的驱使下,照样乐于告密这个行当,因为社会有滋生告密的肥沃土壤。
今天,俄罗斯人已没有谈起帕利夫克了。大慨也少有人去告密,因为滋生告密的土壤已不复存在了。
来源：指鹿为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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