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网络问政促进执政理念转变

　　政府如何应对网络监督，如何发挥网络问政的作用，如何推进网络问政制度化建设等问题，已成为政界、学界和网络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近日，第三届中国网络问政研讨会在广东惠州举行，来自中央党校、中宣部、广东省委省政府、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惠州市委市政府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党政官员、网络“大虾”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针对如何进一步推动网络问政服务社会治理等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共中央党校原教育长郝时晋认为，网络时代是民意爆发的时代，民意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事实上已经在影响政府的决策。令人欣喜的是在这样一场新兴的攻坚战中，政府没有缺席，反而迎难而上，以主动的姿态积极地参与其中。网络问政成为互联网时代推动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形势和新情况，促进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直接、即时、高效互动交流与沟通，也是人们实现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政府努力实践政务公开化、透明化，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加强民主监督，提供高效便利服务的有效方式。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认为，网络舆论就是检测和研判“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的最新鲜、最丰富的信息源。借助互联网的问政参政，唤醒和激活我们的体制机制，改进公共治理，撬动民间社会，促进官民沟通，是当前成本最小、风险最低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认为，网络问政光有口号、许诺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落实，要让网络问政转化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习惯思维、习惯方式，网络问政必须治庸治懒、问效问责，通过发挥制度的刚性作用，

　　把倒逼压力转为工作动力，以实际成效保障网络问政的深入持久开展。

　　网络问政改变的不仅仅是政府姿态，更是网民对政府的监督和约束，有助于推动执政理念的转变。就网络问政如何能够制度化等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网络已经成为讨论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渠道，网络创造了一个开放的政治背景，就是政治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尤其是民主政治体系的建立。互联网的技术特征是分散化、分权化，是一种完全扁平化的开放。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可以打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界限，成为打破界限最有效的工具，互联网在官员和社会群众之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促进两种沟通交流，共同促进问题的解决，推动社会的进步。周瑞金认为，从民意政治发展到民主政治应该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党政干部要提高媒介素养，能够和民众一起通过网络这一平台建设民主政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二是形成一系列有关的制度，保证网络问政的经常化、程序化，能够使网络问政参政保证质量；三是制定一系列必要的法律法规，使网络问政参政走向法制化，不随着领导人的更换，不受领导人素质的影响，能够使网络问政依法进行，取得有效的成果。

　　互联网作为个人、民间组织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力量，正改变着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格局，尤其是日益发展的微博，已经成为政府转型的最大社会推手，并激发了公民社会的产生。网络是虚拟的，生活是现实的，官民要通过网络问政实现共同治理。北京大学胡泳副教授认为，网络问政要从线上走到线下，由于现实中制度是有欠缺的，导致很多问题集中到互联网上，这是很危险的。网络问政不能是姿态性的，不能成为走秀台，要使官员通过网络问政导向为一种责任政治，即问责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