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
据都市时报2012年10月27日《孕妇胎死腹中，4家医院拒收治》一文报道，10月25日，昆明一位怀孕8个月的赵女士因胎动停止去大板桥中心医院做产检，医生建议她去大医院做引产手术，赵女士从下午1点多钟开始，先后辗转到昆明市延安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省第三人民医院求医，都被以“没有引产药水”、“没有床位”的原因拒收。直到晚上7点40分，才通过拨打昆明电视台的热线电话，在记者的帮助下，被武警云南总队医院接纳，检查证实胎儿已经死亡，旋即进行手术取出死胎，保住了孕妇姓名。报道说，产科相关专家认为没有引产药水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担心惹上医患纠纷是医院拒收主因。
关注这个事件的人似乎并不多，而且关注点基本都在医患纠纷上，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了事件背后的计划生育问题，就是胎儿死于节育环。
武警云南总队医院医务处主任刘莉说：“赵女士在4年前已经子宫上环，谁知今年怀上了孕，这是孩子致死的最大元凶。”
刘主任说，赵女士是戴环妊娠，节育环还没取出来就妊娠了，妊娠后这个环始终是一个异物，对孩子还是有损害；此外，它的胎盘和脐带都存在问题。刘主任认为，如果戴环妊娠，可能会导致子宫破裂，不仅会影响到胎儿，而且会影响到孕妇的自身健康。赵女士之所以怀孕，是因为节育环从宫颈掉到了宫腔内，一直没有检查出来。
带环怀孕的事时有所闻，连结扎后怀孕的事也偶有所闻。要说计划生育手术失败的风险应该由政府承担，但事实上在全国各地政府都拒绝承担。由于带环怀孕、结扎怀孕是当事孕妇意想不到的事情，通常都在妊娠中期（12周以后）才被发现，这个时候堕胎已经相当残忍，对孕妇本身的身体伤害也比早期妊娠堕胎大得多，于是许多带环怀孕的妇女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她们要么向计生办保证生育后立即缴纳“社会抚养费”（许多地方还要求缴纳一笔保证金），要么东躲西藏逃避强制堕胎，极少有人知道带环怀孕可能导致胎儿死亡或子宫破裂！如果中国大陆的节育环也像欧美的节育环一样带根尼龙绳随时可以自行取下，赵女士的第二个孩子完全可以保住，她自己也不会冒生命危险。但是中国大陆的节育环是不带尼龙绳的，取环须经县级或县级以上计生委批准，私自替人取环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篇报道还有另一段涉及计划生育问题的话，连高度关注计划生育的朋友也都没有注意到——
高危产妇连续被几家医院拒收，真的是没有药水、没有床位那么简单吗？业内人士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医院担心惹上医疗官司。“今年内，我们医院闹的医疗纠纷都是产科，都是高危产妇被其他医院拒绝后，在我们这里收治后导致的医疗纠纷。”昨天，某省级医院医务部主任说。
为什么产科的医患纠纷特别多？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计划生育。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我相信妇产医院和综合性医院产科的医患纠纷也比较多，而肿瘤医院和综合性医院肿瘤科的医患纠纷肯定比较少；因为孕妇家属是抱着喜庆的心态进医院的，而恶性肿瘤患者的家属是抱着赌一把、让亲人苟延残喘或减少亲人临死前的痛苦的心态进医院的。一旦出现孩子甚至孕妇本身死亡，心理落差非常大，难以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很容易怀疑医护人员存在过失。这个问题或许应该通过医院对产科手术投保的方式来解决。
但是计划生育显然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大陆妇产医院和综合性医院产科的医患纠纷。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每年堕胎堕掉的孩子几乎跟生下来的孩子差不多，即使不算药流和小诊所私自堕胎，仅仅计划生育人工流产、引产手术，最高的年份就超过1400万例，最近几年每年仍有七八百万例，仍超过出生数的一半。难以想象，如此司空见惯的堕胎手术，还有大量的强制绝育、强制上环手术，不会影响妇产医院或产科医护人员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妇女的尊重，不会影响接生或剖腹产的医疗服务质量。即使不影响医疗服务质量，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生育强制堕胎、强制结扎、强制上环也极大地败坏了妇产医院或产科医护人员在孕产妇及其家属心目中的形象，使他们被置入哈哈镜中，一会儿是天使、一会儿是魔鬼，患者家属当然更容易怀疑他们认为可能是魔鬼的医护人员。所以要减少妇产医院或产科的医患纠纷，就必须停止强制堕胎、强制结扎、强制上环，并将从事堕胎的医护人员从产科分离出去，恢复产科医护人员对生命的敬畏和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白衣天使形象。
特别是当孕妇没有“生育服务证”时，一旦出现孩子或孕妇本身死亡，医患纠纷几乎不可避免。赵女士之所以被多家医院一再拒绝，我怀疑跟她无证怀孕有极密切的关系。从报道中可以看出除了第一家大板桥中心医院和做手术的省武警总队医院外， 3家拒绝赵女士的医院并没有给赵女士做检查。身为母亲也肯定不愿意承认已经孕育35周的胎儿已经死了，这意味着在那几家医院看来，赵女士显然希望引产下来的孩子是活的，而引产下来的孩子可能是死的也可能是活的。在“见证怀孕，持证生育”的中国大陆，不少人相信医师可能杀死没有“生育服务证”的孩子。如果引产下来的孩子是死的，你说发生医患纠纷的概率有多大？此外，如果引产下来的死孩子是个女婴，医院还可能必须接受计生委对性别选择堕胎的调查。
虽然三家医院关于“没有引产药水”的说法高度可疑，但省第三人民医院没有床位、走廊里都加满了的说法也有相当可能是事实，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就是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的走廊里打地铺生孩子的。这种好医院产科床位高度紧张的局面，表面上看跟好的肿瘤医院或肿瘤科床位紧张一样，似乎是优质医疗资源供不应求，但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生孩子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或重症，为了孕期检查的方便通常都会就近选一家医院，原本不会那么集中往遥远的“三甲医院”挤。正是计划生育国策下提倡或强制（二胎间隔）的晚育、泛滥的堕胎和带环怀孕等原因，产生了更多的高危妊娠，导致了产科优质医疗资源的高度紧张。
赵女士的遭遇让我想起前几年的一起医患纠纷：2007年11月21日下午4点左右，一名怀孕9个月而患重症肺炎的孕妇李丽云被胎儿的父亲肖志军送进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分院，虽然医院一再敦促肖志军同意立即手术并答应减免费用，但肖志军固执地拒绝在医院的剖腹产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几十名医生、护士在抢救了3个小时后宣布孕妇经抢救无效死亡。李丽云的父母将朝阳医院和肖志军一起告上了法庭。
就连我这么关注计划生育问题的人，当时也只看到了医疗行业的信任危机和穷人的心结，其实那件纠纷也同样起源于无证怀孕。
据《法制晚报》11月24日报道：“10月中旬，衙门口西居委会来找他（肖志军），要他出示结婚证，他表示没有。居委会要其找湖南驻京办，让老家的人把结婚证传真过来。 11月初，衙门口西居委会再次找到肖家，这次还叫上了民警和房东……当天下午，两人被带到石景山救助站，在救助站住了一晚后，两人离开。11月3日两人来到京西医院，在门诊大厅内睡了两晚。”另据《检察日报》记者吕卫红11月23日报道：“感冒竟然是因为在收容所感染”。
如果不是因为无证怀孕被居委会赶出租赁的房屋，李丽云就不会患上感冒并演变成肺炎，这起医患纠纷就完全可以避免。
2012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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