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所谓的西方和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展开的讨论正在继续，一些评论人士最近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的“任人唯贤”惯例，他们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仍然是普通公民升入该国最高领导层的一条有效途径。
由于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的大部分席位将由中国革命英雄的儿子们，即“太子党”占据，很难证明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任人唯贤的，不过这个问题应该留给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人去探讨。
但是，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对于将中国前现代政治文化形容为“任人唯贤”的说法，我不能视而不见，不去反驳。
政治学家、畅销书作家张维为在《中国的选贤任能优于西式民主》一文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可能已成为今天世界上最重视选贤任能的组织之一。”无论是政治观察人士的文章，还是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提到“任人唯贤”时都和张维为一样，不可避免地将其与中国著名的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这种制度从公元7世纪开始广泛应用，直到十多个世纪后，才在1905年废除。
流行的观点认为，科举考试是客观的选拔方法，所有想谋得官职者都要经过考核，依据是他们是否有能力证明自己对大量的经典著述熟稔于心。据信，有关良好治理的必备知识都蕴藏在这些经典之中。
既然（几乎）所有男性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按照这一理论，全国上下最优秀的人才，会定期通过考试跃升至精英阶层，为国家的政治体制注入新思想和新血液，确保那些聪明、有抱负的人有上升的渠道。
以这种观点来看，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一个没有关系的年轻人只要学习足够用功，就可以梦想成为大权在握（并且富甲一方）的大臣。张维为等“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明显赞同这种观点。
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理想境界。但在实践过程中，科举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任人唯贤呢？
在过去20年间，研究显示科举远非长期以来广受赞誉的“成功的阶梯”。例如，我们知道明朝（1368年至1644年）绝对不允许商人的儿子参加考试，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明确地阐明，在清朝（1644年至1911年），“竞争官职的考核内容，无疑将90%的中国人排除在外，连成功阶梯的第一阶都登不上。”
换句话说，但凡想有一定的机会通过考试，就需要来自一个有古典文学素养的家庭，也就是说家中要有钱买书，或者与这种家庭有亲密的关系。只有10%的人有这种条件。
此外，我以前的学生张乐翔(Lawrence Zhang)在他的论文中，极有说服力地阐述到，以“买官”铺就荣耀之路的清朝官员，其数量被极大地低估了。不仅身在“权贵”阶层之外的家庭会花钱帮助儿子在竞争中胜出，即使原本就是官宦家庭，也会使用金钱随意操纵体制，虽然人们以往认为这样的家庭无须降格使用如此的低劣手段。既然通过层层考试晋升至最高层的比例只有区区百万分之一，这样做似乎无可厚非。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多数精英阶层政治上成功依靠的是“贤、能”以外的手段。他们依赖家庭关系和物质资源，很像是西方社会中的政治精英。由于极少有人有机会通过考试，然而依然有很多人参加考试，所以今天的共识是，科举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强化和复制特定模式的精英话语，从而在社会、政治、文化层面为国家需求服务。与张维为及持相似观点者的论述恰恰相反，科举制度与所谓的搜遍全国各地的每个村庄，广招人才辅佐朝廷，没有多大关系。
这并不是说科举制度完全无用。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的确有有才能的人被选中担任官职。但多数官员的选拔，并不是以“任人唯贤”的标准执行的，这里我们所说的“任人唯贤”指的是“根据客观的标准判断能力优于他人”（如考察哲学知识和文学技巧）。
与张维为持相同观点者，可能不会认同我对“任人唯贤”的这种理解，因为他们在论述中所用的语汇是“选贤任能”——选择有智慧的人，任用有能力的人。我想说，这两种概念并不是相同的，因为后者没有表明选择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对于所阐述的“任人唯贤”，从一开始可能就有不同的定义。
当然，在20世纪以前，中国社会的很多人都相信“谁都可以成功”，而国家也默许这种误解的存在。然而文献资料清晰地表明，只有天真的人才会对这种幻想深信不疑。
当下的评论人士仍然在宣扬这种过时的围绕帝国式“任人唯贤”的思维方式，这不仅显示出这种意识形态很难消亡，还显示出，中国官方对于中国（甚至中国以外的）知识界仍然有着很强的掌控力。这种掌控力，比所谓的“任人唯贤”，更好地展示了中国漫长的历史对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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