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股市从年初红火到年底12月份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上证指数创出1258点的高度之后，忽然掉头向下。原因是《人民日报》发社论要求大家防范风险，并且宣布：重新建立涨跌停板！股市因此出现了连续两个跌停板。这不是某个股票的跌停板，而是整个股市跌停板！很多股民的盈利一下子没了。短短两到三天，圣诞节那天，大盘指数跌到阶段性的低点855点。
实际上，早年炒股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博弈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政府。政府是有心理线的，低于或者高于这个线，政府会出来说：“太高了”或者“太低了”，然后出台相关政策。一次次的经历，当然会慢慢培养出来一批两眼盯着政府的股民，这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政府时不时地修改规则，让股民无所适从，只能猜测政府下一个步骤是什么。这样的股市初级阶段，不是培养投资者的正确投资心态，相反，为以后的股民建立了一个信条：“炒股要听党的话”。有时候股民们太听话，对政府来讲，是一种很难承受的重压。因为股市里有一种从众心态，使得股市波动剧烈。只有有人不从众，敢于逆潮流而动，才会使得股市波动减小。所以，某种程度上的不听话，才有助于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股市。大家都要等党出来说话了之后才敢行动，造成大盘跌的时候跌过头，涨的时候涨过头。建立涨跌停板并不会消弭这种波动于无形。
1997年伊始，股市K线图呈现一条笔直上升的斜线，大约45度角。熬过开始的几个跌停板，股市就从最初的855点稳步上涨了。这一涨，一直涨到了五一劳动节之后。最高点1510点，远远超出了当初人民日报认为的有风险的1258点。从这一点看，市场自有它内在的规律，并不是一个规则的改变就能够改变它的运行势头的。
那时候，我有两种典型的牛市心态。第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我当时买了世纪星源。买入之后，这只股票就是不涨，眼看别的股票一个个涨停，我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抱着“总会轮到我”的心态，我也没有清仓它，直到有一天，打开电视一看，哇，它涨停板了。三天三个涨停板，我果断卖出！当然从整体的股市来看，这个股票并不是最好的。那时候股评家推崇的一句话是：“全国人民炒发展。”我16元买入深发展，尽管高位，后来还是涨了2倍多，股价到了48元我就卖掉了。所以，第二个牛市心态就是买入牛股就要捂住。
从我真正炒股开始，到这个时候，我其实一直是在不断增仓的。因为经济学专业出身，我比一般人早一点认识到什么是股票。这样的认识让我敢于入市，但同时我又容易过于自负，自认为理论很多，其实对市场还是一知半解，结果操作的并不是很好。很多人在牛市中喜欢到处炫耀自己的“英明”，如何如何会赚钱，但到了熊市就销声匿迹。事实上，一个人只有经历过牛熊两市，还能证明自己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厉害。但也就是厉害而已，算不上是神。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在下一波熊市中会不会犯错。一旦犯错，你就会吐出去全部的成果。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神。所以，我逃不掉熊市。
1997年5月之后，股市开始慢慢下跌。让人慢慢地感到失望，由失望，再慢慢地变得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