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 | 社会重建之我见

　　提 要

　　當下社會主義，最應該建設與改革的是“社會”，社會在國與家之間，國意味著政治與公權，家意味著私有與生活，傳統中國最忽略的是社會。

　　一、改革與重建問題引申到當前社會建設與改革，依然是最為嚴峻的問題

　　提起改革與重建，腦海裏首先浮現的是老北京城。

　　六十年多前共和國建政之時，建築學家梁思誠極力主張保護老城，要在西城外重建一座新城。但當時的領導者聽信了蘇聯專家的意見，用革命的思維，拆了舊城墻，毀了老城樓，要在老北京的城池中，建立一個新北京。

　　如果當時的執政者對老城用改良的方式，而新城用重建的方式，現在的老北京將是何等的精彩，從明到清，甚至元代的建築格局，都得以呈現於世界，政府對老城要做的，就是改良其生存質量，從改擴下水道到通煤氣，從交通管治與疏理，到古建維修與復原，像對待巨型文物那樣精心呵護，視古城為家國文化生命體。由於沒有處理好改良與重建的關係，現在的北京城，改良的沒有改良成功，重建的沒有形成新的風格。

　　沒有改良與重建的格局，就只有環狀發展的方式了，繞著老北京城，從二環發展到三環，再到四環五環六環，無論是對城市人文生態，還是生活交通，都極為不便。一種思維一旦形成定勢，並主導了社會建設，造成的後果，就不是一代人兩代人可以清理或改變的。

　　改良與重建問題引申到當前社會改革，它依然是最為嚴峻的問題，譬如國企需要改良，而民間社會需要重建，譬如社會信仰需要重建與改良，社會價值觀念也需要重建與改良，而農村的城鎮化，需要的不僅是土木工程重建，更需要社會組織與管理制度的重建。

　　二、屬於改良的範疇不能重建，屬於重建的領域莫談改良

　　再往前說改良與重建，大清延續了君主封建統治二千多年，是通過君主立憲改良中國，還是通過革命重建中國？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之時，人們談得最多的是，改良與革命賽跑，最後，革命跑過了改良，從辛亥革命到共產革命，再到後面的“文化大革命”，改良沒有成為中國百年主題，而革命，卻成為主題。革命帶來了什麼呢？革命本是不可持續的，但令人吊詭的是，中國百年革命，卻持續進行，一種革命失敗了，另一種被命名的新革命開始了。

　　盤點一下百年革命，會有驚人的發現，革命培養了非此即彼的思維，或者說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維培養了革命。

　　譬如在信仰領域，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代宗教說，藝術或審美教育能代替宗教信仰嗎？宗教文化之中有審美教育，還有神聖的道德教育，因為宗教相信有終極的神，所以宗教信仰者將道德與契約精神都神聖化了，人既有仰望，又有道德底線，而這樣的宗教情懷，是審美教育無法達到的。當然，宗教精神與信仰並不是蔡元培先生給廢棄的，後來的政治活動將政治變成宗教信仰，造成社會或民間信仰生態被破壞。為了重建中國人自由精神與科學民主意識，孔家店被打倒。

　　對比一下韓國與日本，儒家思想與宗教信仰並沒有被清理，一點沒有影響國家現代化民主化進程，無論是宗教信仰還是儒家思想，都在一定的改良前提下，融進自己民族文化與道德血液之中。這就是，上帝的歸上帝，孔子的歸孔子，凱撒的歸凱撒。傳統中國社會的高度集權並不是體現在皇權對地方行政管治上，從秦到清，政權的管治並沒有下到縣府以下，即便是縣府，行政人員一般不超過五人編制，地方社會家族與行會高度自治。但國家經濟與信仰，國家道德與禮制卻高度一體化。

　　科舉考試，使中國官員具有充分的道德精神，而禮教，也使中國成為有教養的民族，在農業社會形態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的保守與教條，使傳統中國成為一個沒有活力與自由精神的社會，在科技進步資本主義勃興的近現代世界格局中，必然敗落。面對這種敗落，中國人先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只是在技術層面上學習西方，而不是從制度層面上甚至價值導向上學習西方，洋務運動因此必然失敗。而同期的日本，則在制度層面上重建自己的社會體系，在價值與道德領域改良自己的國家精神。屬於改良的範疇不能重建，屬於重建的領域莫談改良。清末的君主立憲，大清政府也曾派員到日本、歐洲考察，甚至制定出一系列立憲法規，一方面想保住帝祚萬世一係，大清江山不變色，另一方面又要順應世界潮流，讓社會精英與百姓有參政的空間。可惜，革命突然的衝刺，跑到了終點，大清立憲毀於一旦。大清沒有得到“改良”，而革命也沒有重建起共和的體制，“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蔡濟民《書憤》）

　　當時的中國社會沒有得到普遍的憲政啟蒙，自由與責任、權力與制約、民主與程序、信仰與契約精神等等，都沒有播種到人們心中，特別是精英權貴階層沒有接受普遍的憲政啟蒙，革命被說成正義，但民主憲政卻沒有被普及成常識。所以中下層管理者只能城頭變換大王旗，底層民眾也只能根據趙家老爺穿什麼樣的衣服，來看政治天氣變化。

　　三、制度改革通過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代價最小，而社會重建，主要靠社會

　　當代中國面臨的問題仍然是改革與重建的問題，而人文領域需要做的，是通過“啟蒙”，達成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共識”。

　　我們對一句話耳熟能詳，就是“建設我們的國家”，但沒有看到人重視建設我們的社會。社會主義，最應該建設與改革的是“社會”，社會在國與家之間，國意味著政治與公權，家意味著私有與生活，傳統中國最忽略的是社會。中國近三十年最大的變化是社會一步步坐大，20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大學考試成功，意味著從私家的人，直接變成了國家的人，沒有社會空間可供選擇，而今天，除了考上公務員，其他大學生研究生則成為社會其他領域的工作人員。社會在為國家提供就業機會，社會在為國家提供稅收，但社會的權利，得到真正的保護與發展嗎？

　　制度改革，主要靠政府，而社會重建，主要靠社會。制度改革通過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代價最小。政府不可能重建社會，中國建政之後，政府希望通過大躍進人民公社，重建一個前共產主義形態的社會，結果呢，造成了三年大饑荒。原生態的社會組織被破壞，希望通過政治號召力來改造與改變社會，必然會遭受重創。現在許多地方在重建新農村新城鎮，靠政府的行政力量來強制農民進城上樓，以此獲得農民大片土地，來發展規模農業。這樣的行政強權造成的後果可能極其嚴重，因為農民離開土地，在城鎮沒有各種基本保障，而新城鎮對農民又沒有技術與能力培訓及就業指導，如果造成巨大的流民潮，將會造成新的社會動蕩與災難。農民有自己的農會與真正的人大代表，通過漸進的方式，自願融入城鎮，需要一個漫長的發展與適應時間，地方政府不應該強力推行農村城鎮化。

　　重建與改革問題，是當代中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要解除困境，更深層次或制度層面上的社會改革必然要提上議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