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幸福学中的“自由”
徐 贲
在美国的大众幸福学中，帮助人们提升幸福的六个方面的“如何”建议是：如何无须害怕地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如何立刻就取得成效、如何去除生活中的烦恼和恐惧、如何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中都能建立好的关系、如何以平静的心态生活，以及如何得到真正的自由。
幸福感（happiness）是一个主客观结合的生存整体状态评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在他的积极心理学中提出一个幸福公式：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大众幸福学的前五方面都可以说是包含在“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中了，有效的心理训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先天遗传素质”的不足，是追求幸福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努力去实现的。只有自由关系到幸福的“后天环境”，需要放在一个更广大的社会环境中去理解和实现。从社会学和经济学来说,
这个大的环境是“福祉”（well-being），而从伦理学或哲学来说，就是“好生活”（good life）。
从社会“福祉”和“好生活”的角度来理解幸福与自由的关系，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作为自由的发展》（1999）中有非常精辟的论述。森特别关注的是，幸福到底是指什么？幸福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他认为，如果财富能在社会中能得以公正分配，财富和GDP确实是人类福祉的重要因素，因为这能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但是，财富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财富能帮助人们得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但财富本身并不是价值。
森强调的是与人的福祉和好生活有关的“发展”，而不只是财富或经济能力的“增长”。森认为：发展的目标是扩展人的“能力”（capacities）或者“取得有价值功能的能力”（capacities to achieve valuable
functioning），这种能力又称为“实质性自由”（substantive freedoms）。森在《作为发展的自由》中区分出五种自由：政治权利、经济便利、社会机会、公开透明、安全保障。这些不同的自由相辅相成，不可缺少。它们既是发展的条件和手段，也是发展的价值和目标。以作为发展的自由来看像“贫困”这样的不幸福，便可发现，贫困不仅仅是生存物品的匮乏或者收入的低下，而且更是“被剥夺了基本的能力”，是社会非正义的现象和产物。改变贫困，靠得不是增加一点收入（如涨工资或补助），而是改革现有的制度，让人们在政治活动、经济交往、社会参与、教育和就业的平等机会等方面都能得到更大的自由，以提升他们追求幸福的能力。
在所有这些自由中，政治权利是首要的，而这又必须在民主制度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中，人们才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所有其他自由的愿望和要求。经济虽然重要，但不是首要的，“政治权利，包括表达意见和讨论的自由，对人们要求满足经济需求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如此，对于形成经济需求观念本身，政治权利也是至关重要的”。森反对以所谓的“亚洲价值”来代替自由，反对将自由简单化为西方价值，“以自由的观念去认识社会，并不只是西方的传统”。以经济发展为借口阻碍自由的实现，是人为地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森以前苏联的失败为例，强调政治自由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他还比较了印度和中国的不同发展策略，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更有利于长期的发展。
以人的自我实现能力来看待发展和幸福，这使得经济发展有了明确的伦理导向，也使得我们可以在单纯经济发展观之外去了解个人幸福和社会集体福祉。幸福只是福祉的一个部分，而福祉则又只是好生活的一个部分。森提出改善人类生存状态的能力扩展理论，既不同于功利主义把幸福等同为主观的满足和快乐，也区别于市场主义把福祉简化为财富或收入的增长。他强调的是提升社会的整体自由，以帮助所有人都能获得有价值功能的能力，追求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幸福，“个人的可行能力严重依赖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安排。在制定适当的制度安排时，必须超越个人全面自由的基础性意义，去考虑不同类型自由的工具性作用”。以提升自由为目标的制度设计不仅要促进经济的繁荣，而且还要促进民主化，增强社会透明度和社会保障实效。只有全面的制度设计才能同时兼顾多向度的个人自由，自由视角下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以扩展大多数人的自由与能力为导向的发展，它的目标与其说是提升“幸福”，还不如说是改善具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如哲学教授怀特（Nicholas
White）所说，“毕竟，幸福的概念在一些方面相当粗糙，也太笼统；而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经常对精细的研究结果更感兴趣。他们经常想知道是那些特定的心灵状态引导人们有哪些具体行动。例如，为某个特定的候选人投票，购买某种产品，接受某种社会态度等等。为此目的，泛泛而论幸福并不是很有用处”。
森是一位印度裔的经济学家，他的发展观所表述的自由与幸福的关系，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伦理，它与美国人的价值观吻合，所以在美国也就特别受到重视。但是，森的世界影响并不至于此。以发展“能力”和“自由”来形成政策框架的趋向，也反映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里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中。在对今天世界上人类生存处境进行评估和量化测定时，具有政策指导作用的不是笼统的“幸福”，而是从“福祉”中挑选出来的一些方面或部分。这些挑选的部分，如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社会机会不公正、环境恶化、缺乏民主和自由，由于它们与特定的发展目标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因此是有充分理由，也是特别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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