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百分之百华人血统的美国人骆家辉“天意难测”地来到这个国度，习惯了前呼后拥派头的我们，突然不习惯“自己手提肩背行李”的上任架势。如果这次上任的还是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如其前任洪博培之流，想必他也是习惯于如此架势的)，国人肯定不会如此关注。政治家是喜欢做秀的，骆大使这次亮相做秀的成分有多大很难说。我们的反应则属于“少见多怪”，他并不需要刻意为之。最近有专家在报上撰文“指点迷津”，断言骆家辉是为了“讨好中国民众”，是在“做秀”。我曾撰文指出，这位专家要么是在讨好“有司”，急于为有司解困，要么是秉承有司的旨意，“以正视听”，否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因为这种我们看起来“少见多怪”的事，在人家早已“习以为常”了。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位给中国带来一个“下官威”的骆大使说，“我们都是直接代表美国及美国文化作为自由、平等和机会之土地的希望。我，以官方身份，作为服务于总统和美国人民的美国驻华大使，将代表的正是这永久希望和这些价值。”我突然觉得骆大使的国家观念很强，权利义务明确，自由平等观念深入，谦逊而又不失威严……。这不就是梁启超，这位思想启蒙大师百十年前声嘶力竭所提倡的“新民”所应有的特征吗?算起来骆家辉的祖父应当是梁启超先生所谓的中国“旧民”的一员，在梁氏猛烈抨击“旧民”的年代，跑到了美国做小工。骆家辉是这位“旧民”的第三代后裔，怎么在遥远的美国能“洗心革面”，一下子就成了“新民”呢?相较而言，按照梁启超先生的“新民”标准，我们倒有点“不学无术”，不思进取了，看来得好好补课了。遂重新捧读那些让黄遵宪、胡适等大家都“茅塞顿开”的雄文——《新民说》。
当年梁启超作为引领时代的骄子，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在《新民丛刊》发表了一组政论文章，主旨是唤起中国民众的自觉，从帝国时代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公民。“新民说”已提出百多年了，已成为“旧说”了。皇帝已成“昨天的黄历”，革故鼎新的历史已走过一个多世纪，扬眉吐气的生活也已宣告诞生了一个甲子，生生不息的斯民见证了沧桑巨变。身临楼宇林立，目接光怪陆离，回首昨天，恍若隔世。然目睹周围，茕茕张皇，蝇营狗苟，乃至谄媚邀宠、趋炎附势、尔虞我诈比比皆是时，方知新民之权利与义务意识淡薄，新民之自由与公德要求全无，智识尚缺，奴性未泯。何故哉?国民劣根性难移?
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莫胜于鲁迅先生了，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先生概括中国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更替而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先生多数作品的基调。鲁迅先生将中国的社会病症归结为“吃人”的伦理纲常，归结为“国民的劣根性”。作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的梁启超先生，则不只是在“彷徨中”“呐喊几声”，而是孜孜求索、悉心求证。首先在列强环伺之窘迫中，考证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相较于其他民族，具有进取冒险精神、独立自治意识，权利义务观念以及较强的政治组织能力、健壮的体魄和坚忍的意志。进而指出，在“弱肉强食的当代丛林中”，非具备这些品格与素养则“自辱于其内，受制于其外”。反躬自省，我们恰恰在上述诸素养方面有很大的缺失，所以“欲国安富尊荣，在新民之道”，民性不革新，现代化国家无从谈起。
梁启超先生从文化思想的深层探求落后的病灶，寻求自强的良方，很多人将其视为思想文化革新的先导，改良主义的翘楚。对于梁氏药方当时就有人说“倒果为因”，片面夸大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忽略了思想文化是寄生于政治生态的。后来有学者则较温和地指出，梁启超的“新民说”将“奴役中国人民的心理和身体的专制统治以及统治基础的各种制度的罪恶轻轻地开脱掉了。”当代则有学者欲盖棺定论，说梁启超陷入“制度造人”与“人造制度”的循环，在其“流质善变”中，最终钟情于立宪改良主义而不能自拔。对于这场百年之前的历史争讼，方家之述备矣，至今难有定论。今百年回读，一个清晰的感觉是：《新民说》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专制制度的抨击。奴性是国民的病症，病灶则是政治上专制、思想受钳制，外加时局动荡频仍、生计憔悴，还有一帮“学说”在助纣为虐，主要病灶则是专制政体。专制政体的役人秘诀是愚民、弱民、穷民，在缜密的专制网络中，有的只能是顺民、良民，培育的就是奴性。“故夫中国群治之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
“天赋人权说”是一种最低程度的抵抗权利，是“不证自证”的“元权利”。“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权利之智识，维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然而专制是一种暴力统治，追求王霸天下，从霸业基础考虑，这样的“最低程度的权利”也是有足以动摇其根基的。于是便弱民：“日讲滕缄扃鐍之策，务使有力者不能负之而趋。”对胆敢不示弱者“杀无赦”;于是便柔民，“柔之以律令制度，柔之以诗赋，柔之以帖括楷法，柔之以簿书期会。”乃至“天下英雄尽入殼中”;于是便愚民，愚之以纲常伦理，愚之以仁义道德;还有扰民、疲民、穷民、恫民、分民、钓民……。
从现实看，暴力本身就是一种恶，是掠夺，只不过这种掠夺常具有伪善性和隐蔽性。而长期看，其更恶的后果是培育了人的暴戾之气，使人人心里都怀有“皇帝梦”，并在可能的范围，如家庭、乡里、行业中演绎着暴力权威。演绎不成，则摇尾乞怜，伏地甘受暴力之辱。鲁迅先生在那篇有关“奴性”的随笔中有一段话耐人寻味，“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为人，还不及牛马’。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予他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喜为太平的盛世了。”显而易见，虽牛马生活而不知其辱的罪魁祸首是暴力。
一方面是“专制久而民性漓”，另一方面则是“学说隘而思想窒”。中国“秦汉而还，孔教统一”，所谓的正统思想出于一端，吞噬了社会的生机。尔后“束缚弛骤，日甚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全国之思想消沉极矣。”最终画就了的是一副连绵不绝、蔚为壮观的“奴性社会”的长卷。
在痛陈专制之弊后，梁启超先生有几句气势磅礴的话常被人引用——“救之求进步之道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勿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虽逾百十年，读此“两个必取”仍觉痛快，思之则易激愤。
积数千年“专制之功”，革除混浊的专制政体所培育起来的奴性流毒绝非一蹴而就，且“身奴”易改，“心奴”难却。当惯了奴隶的人一旦被主人夸奖了，便会兴奋异常的，受到小恩小惠则会“母亲啊”“亲人啊”的感激不尽。“翻身农奴做了主人”的我们经常对“公仆”的“服务”忍气吞声，并处处自觉维护“公仆”的威严，以致“让领导先行”成为一种下意识时，就应明白我们仍是一个“心奴”。而当我们寄希望于“贤君良相”，暗地呼唤“乱世出酷吏”时，当“中国人就是需要管制”成为一种认识时，就该明白，“心奴”非但未去，还在留念“身奴”的地位。
奴性与专制并驾齐驱，新民与新制度相增相长。教育界人士说“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套用一下：“没有不合格的公民，只有不合格的制度”。专制造就了身奴，并进而成就了心奴。“身奴”是有形的，我们可以痛而齑粉之，无形的“心奴”则挥之不去，这当中固然有惰性和惯性使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造就新的意识去让心灵有所依附。没有“新民”意识主导，“旧民”的奴性一有机会就会借尸还魂，死灰复燃。只有当现代民性枝繁叶茂，成为一种习惯时，奴性才会无处遁性。造就新民性不只是呐喊几下，而需活生生的实践。像专制衍生了奴性一样，在民主的实践中将衍生现代的公民意识，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民主实践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是新民之道的必然选择。历史反复证明，在强大的社会性、制度性的极端之恶支配下，阿伦特倡导的个体性的独立思考、坚定意志、审慎的判断力这三种对恶的抗击力是可以期望但无法指望的。制度之善优于、先于、也重要于个体的善。对任何个体的道德期许往往是一种过分的苛求。
新民!何新之有?何处得新?当下国民的人性所受到的诟病无以复加，人性的革新，非冷嘲热讽，或道德说教所能奏效，也不是单纯的所谓重塑国民性所能胜任。骆家辉的美国梦对我等的中国梦应有很多启示，而“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则显得有点“神经过敏”了。
来源: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责任编辑：程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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