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现代中国的三人演义

作者：信力建 

一部中国现代史，基本上就是三个人的演义——他们就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厘清他们的不同价值取向、追求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也就心中有数了。

蒋介石在后来的宣传中是以大独裁者大野心家面目存在的，然而，“纣之不善，当不如是之甚也。”事实上，蒋介石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也是可圈可点的，我们不妨做点介绍。

首先，在宪政建设方面，蒋介石并非毫无建树。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说：“战争结束的时间，决不会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说的两年之内。”因此，要讨论如何建国的问题，“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享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 他还有多次谈话都谈到宪政，这表明他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12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 无论就其设计的国家权力的分立、平衡与制约，对政府权力的明确限制，以及对基本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其他民主国家并无实质差别。这是一部真正按宪政精神设计的宪法，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普遍的价值标准基础上，如果历史给以其时日，也许中国将开创另外一个局面。

其次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也成就不俗。因为对宪政的重视，民国时期，是中国新闻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譬如，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据统计，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其中，比如范长江所在的《大公报》就是民间报纸，它的办报宗旨就是超党派，要代表人民说话，做人民的喉舌。《大公报》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训。不做党派的工具；不以言论做交易；不为自己谋私利；绝不盲从盲信盲动。《大公报》每天都会发一篇社评，以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敢于“骂”驰名。它既骂共产党，也骂国民党。共产党当时属于反政府武装，骂骂无妨，可敢骂执政的国民党，一方面说明它有胆量，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党有点雅量。在国共两党刚开始北伐时，《大公报》就发表社评反对，认为北伐是苏俄为了自身的利益挑动中国人内斗，给中国四万万人民带来了战祸，尤其对“国民党自信以武力革命统一中国”表示担忧。《大公报》还对国民党在苏俄的指导下“仿俄式而练党军”表示极端不满，尖锐地指出：“国军私有，民治沦亡。”军队属于党，人民还怎么可能治理国家呢？蒋介石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报刊的批评。蒋介石1929年12月28日曾经向报界发出通电，请报界对国民党政府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各方面尽情批评。

国民党统治时期除了允许民间办报外，还允许民间办广播和成立通讯社，它没有把所有媒体统统变成权力的附设机构，变成执政党的喉舌。

再次，由于政治上向国际主流社会的靠近，蒋介石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也取得让人瞩目的成就。蒋介石承继的“烂摊子”并不比1949年好到哪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却承担历届北京政府累积的六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债。而且，当时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南京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必须将其大量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战争”之中。蒋介石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行“法币政策”，自1935 年底发行法币，建立公债债券的威信，同时积极清偿外债。到抗战前夕，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法币制度还为八年抗战奠定基础，没有法币，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客观地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后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也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因此，1927年后的十年，国民政府除了积极“剿共”外，确实开始重视经济建设。1927年-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这十年，被国民党政府成为黄金十年。在文化教育方面，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学校和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帮助面临日寇侵略城市的学校南迁。在日寇轰炸重庆时，当局的首要任务，便是及时疏散中小学师生。早年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为建立革命军队，培养军事骨干力量做了一定工作。这对后来的抗日胜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在抗战结束后，中国这个向来为人瞧不起的东亚病夫国家一下子成了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不仅取消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还由原来的无地位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变成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再看毛泽东。毛泽东临死前曾说过他这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去，另一件事就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应该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盖棺论定——事实上，除了这两件事外，其他方面他的确也不仅乏善可陈，而且其过不小。

比如宪政方面。毛泽东一向自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宪法在他眼中自然一文不值。在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他老人家就有这样的发言：“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1961年，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明言：“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 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看到没有：他连自己是不是参加过宪法制定都记不得，宪法在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甚至不如他一年主持的几次会议！连作为“母法”的国家大法的地位都不过如此，其它法律条文就更谈不上什么严肃性了。后来干脆把公检法一起打到，让广大官民和普通学生闹起来打起来，都来享受无法无天的自由。人的习性中恶的一面得到了最全面的鼓励和彻底的释放，官不官民不民、师不师生不生、国不国家不家、人不人鬼不鬼的“大好形势”就这样造成了。也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公开表示“要人治,不要法治。”“会议决议就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人民日报》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法。”宪法及其他法律,领袖一句话就变了。其他各级领导人都要跟着变。也没有人敢不变。第二把手刘少奇在同一个会议上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此后,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到各级党委及其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干部、各级政法机关的负责人,都积极主张实行“人治”，批判“法治”、反对“法治”。所有这些做法，显然跟现代宪政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在言论言论自由上，毛泽东更是向两千年前的秦始皇看齐。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批驳反右运动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非议时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毛还曾说过“秦始皇算什么，焚书坑儒不过坑掉460人，而我镇压反革命一次就干掉几十万”，当郭沫若对始皇帝不敬时，毛泽东曾写诗申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须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后返文王”。 事实上，跟秦始皇相比，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工程，更加深谋远虑和无微不至的。秦始皇只不过烧了一些诸子百家和方士的竹简，而毛不但焚书、以破四旧之名摧毁传统文化，还禁锢人民的思想“在思想领域实行全面无产阶级专政！”换言之，毛泽东并不在乎在肉体上消灭知识分子——因为那是秦始皇的做法，太小儿科，不足以体现自己超过对方一百倍。他要做的是在思想上改造知识分子，让其老老实实全心全意为新政权所用。也就是说，他不用焚书，而只要知识分子读他以为应该读的书；也不用“坑儒”，只需要知识分子照他的意愿改造自己思想，重新做人。其结果，当然就是万马齐喑群芳芜秽——不仅没有言论自由，就连思想自由也丧失殆尽。在经济上，实行闭关锁国的小农经济，将传统中国社会的精英摧残一空。中国社会精英集中在城市和乡村，就城市而言，除了知识分子外，主要是工商界人士。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另据一项统计，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即今天所说的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布在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边角角，做一点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糊口。在农村，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好把式”经过土改中把被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如此胡作非为的结果是到他临死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沿”！

邓小平则介于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过渡色彩十足，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一方面力图摆脱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政策，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过这么的一段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而其具体方式就是在经济上全面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他明确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建立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建立浦东开发区……中国开放的步伐一天天加快，开放的层次一步步扩大。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上看出：1985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3.1% ，而到2005年已经高达63%，2006年更是达到67%的高点！这其中最为辉煌的一笔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在经济上与国际主流社会完全融合——世界贸易组织现在已是调节国际经贸关系的重要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它追求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目标就是通过全球性的贸易自由化，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必须按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履行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这显示中国不仅要享受国际社会分工好处，也将接受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但另一方面这种与国际社会的融合却不是全方位的，而只是一半（经济上那半）的融合，另一半政治方面，邓小平还是主张所谓社会主义——换言之：经济上那条腿踏上了蒋介石的马车，而政治上这条腿却还留在毛泽东的船上。而我们知道，所谓“国际接轨”，乃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等所有相关内容与当今国际社会的大环境相统一，或者说使一个国家的一切事物与国际上的事物连接到一个“轨道”上，这个“轨道”也可以称为国际标准化，从而使全球的事物发展得到统一化。它要求完全、通用和持续。

也就是因为这种跟国际社会不完全性或者说一半的融合，我们国家在取得经济上快速发展，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民生也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却在民主人权社会公正方面，跟国际社会相去甚远，这不仅妨碍中国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而且为社会动乱埋下隐患。

如果我们对这三人的基本治国理念做个总结，那也许可以这样说：蒋介石亲美，力争让中国进入国际主流社会；毛泽东钟情中国传统，欲将中国变为秦始皇加斯大林的现代独裁国家；邓小平则不中不西（也可以说亦中亦西），让中国又回到晚清洋务运动时代。下一个“人”将如何演义？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