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有意思吗？
几年前，一位香港朋友刚替南方报系的刊物撰稿，知道我是《南方都市报》评论版的「老人」之一，便与我交流经验：「每五、六篇稿就有一篇登不了，登得了的又多半要删改，你怎么可以忍受？写东西写到这种样子又还有什么意思呢？」
要讲写作的「意思」，那就得看你觉得写作的目的是什么了。如果你认为写作就是表达自我，是要言能尽兴，以作者尊严为重；那么在这种环境底下就真是没什么意思了。不妨再想想那些替我们处理稿件的编辑，那些东奔西走的记者，那些在上头主管其事面对官府的高层，他们每天花的时间心力要比我们香港同行大，遇到压力要删稿撤稿时的痛苦要比我们这些人深。每日绞尽心思就是为了说多点真话，把边界推得远一些，在重重雷区之间找出可以种花的空地。做好的版面可能要在夜半起床回去重做，辛苦了几个月的深度调查可能会尽付东流。最后，有些人还是会被撤职，有些人会被恐吓（甚至恐吓到家人头上），有些人更要入狱。说不定境外还有人要讲风凉话，说他们是「喉舌」，「小骂大帮忙」（尽管说这些话的人从来没说清楚他们到底「帮了什么忙」）。你觉得这有意思吗？
老实讲，我正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我永远无法在香港看到的做传媒的「意思」。原来这个行业是有效果的，清清楚楚，每一则禁令都在提醒你一个消息一种观点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原来这个行业是有风险的，有时候你要用自己的青春、自由甚至性命去相搏。每次和同行聚会，偶而受到恭维，说我出了某一篇东西写得真好，我都会羞愧难过。因为是那些编辑在替我把关，是他们在里面付出代价。有一阵子，我认真考虑过要不要彻底搬进去住，就是因为这种不能和他们真正在一起的惭愧。
然后在里面你就要接受扭曲的环境，挥之不去的恐惧，以及无日无之的细碎羞辱。这有意思吗？那意思就在一点一滴的观念改变，就在近日微博上头被狠狠删掉的无数鼓励，就在南方大院铁栅栏外那一束白花。
来源：蘋果日報
梁文道：当官的逻辑
关于《南方周末》的一切纷扰，至此画上句号。报纸照样出刊，撤走一个本来就由上头派驻下来监管大家的总编，其他员工不被追究。在他们最后发出的声明里面，尽管始终不提庹震的名字，但至少鲜明曝露了监管审查的存在。日后，《南方周末》的日子会变得比较好过，再也不用预先报上选题审批。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为了人心和威信，大概会在不久之后调走惹事的庹震。就连曾经拒刊《环球日报》社论的《新京报》与《潇湘晨报》，或许也都不必担心秋后算账。
以我对国情的认知，这简直可以说是个令人喜出望外的「阶段性胜利」了。
首先，它正面展示了时代的变化。在这场89年**以后未曾见过的媒体公开大摊牌行动里头，我们可以看见各地媒体或隐或显的声援，网络上从豪商明星到一般网民的表态，乃至于直接走上街头而无所畏惧的市民百姓。即便对掌权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太过鲜明的民心风向标。
最有意思的，或许是广东省宣传部长庹震的命运。要知道近十多年来的宣传官员多半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理念，如果他们保守，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很「左」，而是因为最简单的当官逻辑。活在今天，他们自己都不会太相信宣传的正面效用，所以管宣传的最高目标无非就是消极地别闹出事，出了事便乌纱不保。基于怕丢官，而非有表现的逻辑，这类无助于GDP成长的官员的终极目标就是言论维稳，尽力阻止手下管辖范围出毛病。近年来大陆新闻自由渐趋缩窄，正好和大家对宣传能积极吹出大好局面的信心下降同步。
庹震的个案说明了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维稳太过反而不稳，太怕出事却闹成大事。南周事件演变到这个地步，丢了新上台没多久的习近平的脸，责任一追究下来，还是这位宣传部长的错。一方面，上头不想风波扩大，于是不愿扩大打击范围。另一方面，这大概也给了其他地方宣传官员一个教训。我不肯定此后媒体形势会不会好转，但至少有个希望。我肯定宣传官员更不好当，要怎么把握才不会出事呢？
来源：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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