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幾位外國媒體同行聊起，新納粹在東德較嚴重，便感到格外魔幻：一個消失了的共產主義國家，一個為了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劃清界限，教導人民「我們是 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不是德國人」（也就是說，「我們不是那些老納粹！」，一位東德的採訪對象告訴我）的國度，如今成了極右勢力的溫床，這是怎麽一回事？
多數人都說，這和東西德經濟發展不平衡有關。統一後東西部的差距在拉大，前東德地區失業率居高不下，年輕人對社會不滿，並歸罪外國移民，認為他們搶走了自己的工作。朋友「警告」我說，德累斯頓和萊比錫這樣的大城市當然沒問題，但去東德一些小城市，特別是 NPD（德國國家民主黨）分子盤踞的地方要格外小心。「他們對外國人都有敵意，連我這個英國人也不例外……」也有人覺得這不只是政經問題，也和人心有關，柏林牆倒了，但東德人與西德人心裏的牆還在，被人看不起的東德青年聚眾滋事，在群體裏尋找存在感。各種看法裏，下薩克森州犯罪學硏究所所長 ChristianPfeiffer的觀點別具一格：這和他們幼兒園時期的如厠經驗有關。
我在柏林 DDR博物館看到了那張老照片：五個孩子一字排開，身着統一的黑白格外套和黑色背帶褲，表情各不相同：左邊那位好像在用着小勁兒，他旁邊的那位則表情淡定、穩坐泰山，再過來的孩子，則是一副走神的模樣……看圖說才知道，這些東德的孩子是在集體上厠所呢——東德幼兒園對如厠有統一的時間，還有嚴格規定：在最後一個孩子完事前，其他人不得離開馬桶。
據說，這是社會主義教育的一部分，旨在培養孩子們的紀律和集體精神，Pfeiffer認為，恰恰是因為這樣的小事「被集體」，讓孩子養成了一種看似矛盾的人格：一方面不够自信自立，不能完全為自己負責，總要在集體中才能找到力量，一方面又相當地自我而對他人缺乏體諒——用 Pfeiffer的話說，是「自我主義者」而非「個人主義者」。因為這種訓練忽視個人，也造成了這些孩子「在情感上的貧困」，進而長期缺乏安全感，「對外部世界容易產生敵意。」
東德的政治社會化當然不止小小的如厠訓練，Pfeiffer說，總的來看，這裏的教育並沒有為孩子們應對一個變化的世界做好準備，所以在柏林牆倒塌、「歷史終結」之時，很多人感到手足無措，又因為從前在封閉的世界生活，很少接觸「異端邪說」，結果便是反而容易被各種極端主義吸引。
Christian Pfeiffer出生於東德，1952年隨父母逃往西德，他的硏究成果常被媒體引用，本人也是電視脫口秀的常客，屬於記者們很喜歡，但小心謹慎的學院派卻不太看得上的「公知」。他的這項硏究 1999年初見於報紙時，曾在德國國內引起頗大爭論，他為自己辯護說，新納粹最集中的群體，如今（1999年）14-29歲的青少年，正是在 DDR時期接受的幼兒園教育。
從德國回來不久，國內掀起反日浪潮，九一八那天我跟隨遊行隊伍在日本駐華使館門口，見識了一番集體的力量。一個拄着拐杖，穿戴像訪民的女子，夾在年輕人裏高喊反日口號，聲音格外凄厲；一個真正的訪民，老北京，在亮馬橋地鐵站附近擺出一大張白紙，上書自家被强拆的經歷，在警察到來之前，就有民眾不幹了：「今天是國難日，你提這個幹嗎呢？」「這不是沒事找事嗎？國都沒了，顧得上你的家嗎？」
我當然可以去拆解這種近乎「條件反射」的反應，就好像許多「曬傻逼」的網民正在做的那樣，可是我也並不認為自己就在所有方面消除了這種條件反射。就我個人來說，我甚至懷疑，有些東西因為從小就被訓練，或許已經內化成為我之一部分，如同抗體一般。復原（或曰排毒）的過程比我們想像得要複雜和痛苦得多，它容不得你與自己和解——因為一不小心你就自以為是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狂奔了——但其實你的屁股還沒離開馬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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