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很熟悉伟人语录，如孔子，如毛泽东，我这里想记录一位博闻强识、目光锐利的学人的语录。卡尔-波普尔说，倘若我们的文明要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必须破除遵从伟人的习惯。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是有差异的，虽然各有短长，而一个博学的人，一个以智慧而不是权力为生的人，总是比以权力以功利维生的人，更能帮助人们看到真相。我们其实不需要引路人，我们需要把自己前面的道路照亮。
秦晖谈“教育改革”
“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实际上我们国家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各个领域中产生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其实都不是这个领域本身的问题。我们教育没有培养出企业家精神，其实你就没培养出公民精神，谈什么企业家精神呢。至于讲什么是企业家精神……现代企业家和传统商人区别的话，无非就是这几条:
人们谈论“中国传统”与近代法治的距离时主要还是强调儒家的“德治”与近代法治的对立，有人说法家的法治虽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法治，似乎两者的距离还是比儒家德治与近代法治的距离小一些。其实事实可能恰恰相反。
比如在《史记》中，司马迁讲吏有两种，一种是循吏，一种是酷吏。循吏是儒家，重道德教化，酷吏是法家，只讲“法治”。的确，那时的酷吏通常都认商鞅、韩非那一套，认为仁义道德没用，治国只有靠严刑峻法。为此他们热衷于编织“法网”，酷吏们有很多就是当时法律的修撰者，他们对法律非常熟悉，也可以说，他们就是那时的法律专家。但是，近年来的史学家指出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恰恰就是这些当时制定法律的人，很多本身就是非常不遵守法律、包括他们自己制定出来的法律的。他们治理国家的标准其实并不是法律，而是皇帝的眼色。
比如人们常提到的酷吏代表杜周，就是“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为了迎合“人主”，什么“挠法”、“曲法”、玩法、枉法的事都可以干。还有一个典型的酷吏张汤，也是“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如果皇帝或上司要整这个人，即使按照他们制定的法律这人没有罪，也要把他弄死。如果上面要保这个人，即使他明明犯了法，也可以受到包庇。当时就有人指责他们无视“三尺之法”，他们却公然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我们现在说那时的法律是皇帝的意志，不是保护公民权利的。但这些酷吏还更过分，他们明确地说甚至过去皇帝说的也不算，我们就听现在在位的这个皇帝的！即使他是个无道昏君，不仅无德，而且也违反我自己修撰的法律，甚至忤逆了先帝的意志，但现在他大权在握，我还是听他的。所以说，这些人恰恰是最不讲法律的。
……
我当然不是说循吏搞的就是现代法治。但是现代法治要在中国实现，它的主要障碍显然不是“从道不从君”的德治，而是迷信权力，“专以人主意指为狱”，既不讲法律更不讲道德的所谓法家。
所以，中国过去真的存在所谓德治和法治的矛盾吗？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仅那时不是这样，现在也同样不是。而现在仍然有人认为，由于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重视道德的国家，所以法治就不必强调。他们以《被告山杠爷》这类故事引申说：西方的法制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中国有道德。但是“权大于法”的条件下真的能有所谓的德治、即便是儒家所说的那种德治吗？其实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时代不管道德原则还是法律原则都会被践踏，我觉得无论是道德原则还是法律原则，真要落实都得制约权力。
……
自然法按我这个法学外行的理解，它讲的不是“善”(good)，而是“正当”(right，又译权利)，或者说不是高调道德，而是基本正义(justice)，我们都知道“正当不同于善”(right isn’t good)这句名言。但正当不同于善，并不意味着两者毫无关系。按我的理解，其实正当是善的基础。就是说，正当的未必就是善的(比如合法赚钱是正当的，但并不是慈善行为)，但不正当的肯定是不善(比如抢劫既不正当，也无疑是恶)。甚至以善的理由行不正当之为(比如在伟大理想旗号下不受制约地滥用权力)，结果也通常都是恶。所以我认为自然法讲正当，归根结底还是为惩恶扬善打基础。(云之：目光胜过中国许多法学家）
秦晖谈“文革”
……当时虽然否定文革是一个共识，但是否定文革的具体表述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立场导向的，基本上就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来否定文革。他们认为文革是该否定的，但是否定方式是集中的讲文革中的老百姓整当权派的那些东西，一切坏事都是造反派做的，造反派做的最大的坏事就是整了当权派，这种否定讲多了以后，就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对现在的当权派也有很多看法，按照这种解释，就把文革解释成为了一个老百姓反对当权派的十年史。假如这么描写文革的话，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文革有好感，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你这么描写其实也是否定，只不过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否定，但是你越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去否定，大家就觉得这个文革越可爱了。现在很多人就说需要有造反派来教训教训他们。而且那个时候的否定文革又制造了一种说法叫做–毛泽东支持造反派，邓小平上台以后才搞掉了造反派。如果这样一讲，当然结果更是这样–当权派坏，我们要喜欢造反派，而造反派又是毛主席支持的，那么我们当然就拥护毛，实际很多人是这个逻辑。后来当局其实也感到不对了，所以到了90年代以后，彻底否定文革的话就不怎么讲了，因为他们也觉得讲来讲去效果是越讲越糟糕。他们站在当权派立场上搞否定文革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又不准站在老百姓立场上反思文革的那些东西出现，久而久之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忘记了，即使记住的也只记住了官方宣传的80年代的所谓造反派迫害当权派的那一套说法。这套说法放在现在，反而增加了当权者的风险。
对东欧的历史表述也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都一位东欧搞了民主化以后，很多原来得势的人就失势了，我们90年代讲居安思危的时候，经常有人说你看他们的干部去看大门去了。说实话，其实东欧剧变以后，很多前共产党人通过民主选举又重新掌权了。当然这个体制并没有重新回来，但是那个体制中的很多人是可以在民主条件下通过选举仍然继续搞政治。而且现在东欧的大部分国家大概都经历过前共产党的后继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事。当然，也的确有一些人他的政治生涯终结了，但也仅仅是政治生涯终结了，但照样活得并不差，再怎么终结也没有”终结”到文革时候那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状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未见得是造反派干的，绝大多数都是用斯大林式的那种党内斗争的模式他们自己人折腾自己人折腾死的。我们现在讲的文革话语老是说老百姓怎么斗他们，其实大家知道根本就没有造反派这个名词的时候，这种内斗就已经很厉害了。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命运最悲惨的还不是所谓被整的”当权派”，而是老百姓，尤其是当权派对造他们反的人的镇压。我现在不是为造反派说话，造反派肯定是被毛泽东利用了，肯定也做了很多无法无天的事。但是造反派做的无法无天的事比当权派镇压老百姓包括镇压造反派的时候做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这一点我觉得不管是80年代的站在当权派立场上的否定文革的人还是现在的毛左，都是非常回避这一点的。
如果在今天，我们如果还不用宪政民主制度来制衡当权派，而试图用所谓的文革时期的毛左的那样一种方式，来整当权者，而且是按照他们想象的那种东西来整当权者，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难道当权者就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他们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忽视实际上造成了这种可能现在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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