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
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中国人”小时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要沉沦。留学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胡适之先生说，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其次便是中国学生，至于真美国人，远不如这两种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
中国狗和中国人同生在一个地带，一个社会以内，因为受一样环境的支配，和西洋的狗和人比起来，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国派的趋向。和狗有同样的趋向，并不是可羞的事;所不得了者，这趋向偏偏是无责任心。
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团体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过度的。斗狠起来过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过度的。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政争证明。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以为虽过度了，于他自己无害;成功了他可抢得很多的一份，失败了人人分一份，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别多，所以不择手段。一人得，或一团体得，而国家失的事，屡屡的见。现在”鱼行”当道固不必说了，就是前几年也有若干溢出轨道的事：若国会的解散，六年临时参议院的召集，等等，都是以一团体的利害做前提，而把国家的根本组织打散。我很觉得中国人没有民族的责任心——这就是不怕亡国灭种。我又觉得中国人没有事业的责任心——所以成就的事业极少;没有私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也多半是等于官署;没有有力的工厂;没有不磨的言论机关。一时要做事业，不过预备他”交游攘臂的媒介物：一旦求得善价，还是沽出去罢！”
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生活”的。西洋狗是猎物种，当年的日耳曼人就极爱狗，常教狗做事，不专教他跑街，所以责任心不曾忘了。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不负责任的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
我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他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
不过这一线光明也很容易烟消云散;若不把”社会性”用心的培植一番——就是使责任心成习惯——恐怕仍是个不熟而落的果子。
前清末年的改造运动，无论他革命也罢，立宪也罢，总有坚苦不拔、蓬蓬勃勃的气象，总算对于民族责任心有透彻的觉悟。民国元二年间更是朝气瞳瞳。然而一经袁世凯的狂风暴雨，全国人的兽性大发作。官僚武人在那里趁火打劫，青年人便预备着趁火打劫。所以我以为中国人的觉悟还算容易，最难的是把这觉悟维持着，发挥去。
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又在”中国化”的灰色水里，浸了二十多年，现在住着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庙祝周旋揖让。所以就境界上和习惯上讲去，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不曾见过一个能把新思想完全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们应常常自反，我们若生在皇帝时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若生在科举时代，能不能一定不提考篮？能不能有绝俗遗世的魄力？不要和好人比，单和阮嗣宗李卓吾袁子才一流败类比，我们有不有他们那样敢于自用的魄力？我们并袁子才的不成才的魄力而亦没有，那么，后人看我们，和我们看前人一样，我们现在觍颜自负的觉悟，不和当年提过考篮而不中秀才的人发生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情一样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感情能造出什么生活来呢？
所以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贯彻了的，我们须得改造习惯。
作者：傅斯年 | 来源：《新青年》第六卷
王石川：傅斯年是“三等人才”的价值观
2013-03-30
1928年，傅斯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所长。后来，受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所托，邀请语言学家李方桂出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不过，傅斯年数顾李庐皆无功而返。最后一次，李方桂更是直接告诉傅斯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这话像是打脸，也像是挑衅，因为当时傅斯年正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方桂也清楚知道傅斯年的职务。搁在平时，“傅大炮”早该放炮了，而这次却躬身长揖道：“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一提到这个典故，人们往往赞叹傅斯年“春风大雅能容物”，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还可看出傅斯年对做学问者充满敬重，以及对自身角色的清醒认知。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位置高了仿佛见识也跟着高了、学问就随之大了，容不得人，也看不起人，这就没摆正自身位置，出现了角色迷失。
回到李方桂的“人才论”上，也许其观点不够准确，但研究机构和高校内的不少学者宁愿做学问而不愿做官，确实是事实，在当时可以找出不少例证。哪怕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大也是如此。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我在学校领导岗位工作时，要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不容易，因为谁都不愿意做，怕耽误了自己的学术研究……”
从李方桂拒绝担任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到王义遒找不到人做院长或系主任，这实在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在今天，恐怕想当院长或系主任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吧？媒体曾报道，“深圳(某大学)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对这些争抢处长的教授，是该抱以厌恶之鄙薄还是该抱以理解之同情？恐怕不可轻易判断。现在的学者为何愿意当官？王义遒给出答案：“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还有一种声音认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怪现象，认为学问做得好，就一定要当官，不当官人家就认为你有问题。”
说到底，这就是老生常谈的过度行政化。当权力主宰了学术资源的分配，当学问做得好不如权力更吃香，当教授在行政人员面前嗫嚅不敢言，那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是国王、在权力面前卑微如奴仆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向权力靠拢，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度行政化确实很危险，也到了该改变的时候，因此，温家宝同志曾强调“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二是让教育家办学。”这是切中肯綮的忧患之谈。还需赘述一句，李方桂后来实在拗不过，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所长，旋即便安心做学问了，在语言研究上成果不凡，著述甚丰，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誉。
原载《新民晚报》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