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宗教勢力、恐怖分裂活動、國家種族主義性質的社會控制三者的相互角力,綁架了新疆社會,更阻礙着跨族群的民間公共空間的生長。

(編者按:此文為姚新勇「新疆觀察」系列之一)

前不久新疆發生了一場「花帽風波」。據網絡消息(尤其是境外維吾爾人網絡消息)說,烏魯木齊第 23中學維吾爾學生戴傳統花帽(維吾爾語為Doppa)上課,被學校集體訓誡。學校還電話通知家長配合,不要讓學生戴花帽上課,否則將勒令學生退學。而官方則說這完全一條虛假消息:老師只是說服學生戴花帽等飾品不便體育鍛煉,沒有對任何學生罰站,更沒有說要開除學生,網上流傳的學生戴花帽被罰站的圖片純係偽造,花帽風波「是一起由境外策劃、境內實施的有預謀的破壞活動」。真相究竟如何,筆者不敢妄斷,不過大多數人並不真正重視真偽,而基本是以民族或立場來做判斷的。維吾爾、穆斯林民眾,一般寧願相信非官方消息,認為這是政府及漢人對維吾爾、穆斯林文化權利粗暴干涉的又一例,那些站在超族群立場上發言的漢人,也持此種看法;而一般漢族民眾,則更傾向於相信政府的說法。與此非此即彼的信息及對立選擇相一致的是,花帽風波發酵的那段時間,烏魯木齊市不少中小學校的維吾爾學生,都紛紛尋找花帽,要戴到學校去表達抗議。所以,雖然此次風波被硬性壓了下去,但其對維漢民族關係、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民眾的相互認知的負面影響,卻如同其他涉及民族、宗教習俗的風波一樣被聚集下來,醞釀著更大的族群仇恨。

然而,諸種非此即彼的對立性思維,不僅無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事件背後所隱藏的簡單暴力思維與行動,更讓我們無法認清,暴力思維對於超族群、跨文化公共空間的絞殺。

由於上千年伊斯蘭信仰的影響以及伊斯蘭文化教俗關係密切的特點,維吾爾等穆斯林民眾的生活習慣與宗教規約之間較難區分。比如說從全身蒙面服飾到戴頭巾之間的距離就相當大,靠近面紗的一極,帶有明顯的宗教性;而靠近頭巾一極,可能是較為簡易的信仰表示、美的裝飾、防風沙的頭巾,也可能三種意義皆有。其實,即便是頭戴面紗,除少數極特殊的情况下,政府都無權干涉。就是在文革時期,女性戴頭巾在新疆也根本沒有什麽問題。不僅穆斯林女性戴頭巾,非穆斯林女性,也喜歡以漂亮的頭巾來裝飾自己,80年代之後的相當長的時間內,更是如此。前兩年,我們還給內地的朋友送過漂亮的頭巾。可是現在的新疆,至少對於企事業單位或學校的維吾爾、穆斯林女性來說,戴頭巾則成了犯忌的事。

筆者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在烏市某高校的畢業典禮上,一位女學生因畢業的興奮忘記了學校不准戴頭巾的規定,而按照維吾爾文化的習慣,特地戴上一條漂亮的頭巾出席畢業典禮,以示莊重和喜悅。但該校領導看到一領方巾出現在無巾之陣時,頓時緊張起來,以為是別有用心的人,有意借畢業典禮之際,穿戴宗教服飾昭示極端信仰。

如果說前些年,對披面紗、戴頭巾、留長鬍子的鬆緊不一的控制,主要局限於單位或城市中,這兩年,相關控制不僅在民間社會擴展,還大力向包括南疆農村在內的地區推進。有的地方政府,不僅開展反對「宗教服飾」的宣傳教育活動,甚至强行剃除穆斯林民眾的鬍鬚;有的地方還明確告示,不允許穿宗教服飾者進入圖書館、機關事業機構、圖書館等公共機構、甚至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很顯然,這種管控明顯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權,而且也不乏荒謬性。假設所有蒙面的穆斯林女性都是迷信的,不讓她們進入圖書館,不恰好是在幫助極端宗教思想將她們禁錮在無知狀態中嗎?再如,醫院最高、最基本的宗旨是救死扶傷,即便是恐怖分子需要救治,醫院也沒有權力拒絕施救,更何况身着宗教服飾的人。這種相當霸道、荒唐的政府行為,具有明顯的族群針對性,帶有相當的國家種族主義嫌疑。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麽與民族、宗教服飾相關的風波,愈來愈頻繁明顯化了。

以此次小花帽事件為例,即便政府所說的完全屬實,那麽風波形成的主要原因也不在於分裂勢力的策劃與行動,而在於不斷系統化的國家種族主義歧視,極大地傷害了維吾爾民眾的感情。政府的粗暴行為,客觀上將一般穆斯林民眾推向極端宗教、分裂勢力的一方。所以,無論是像婦女蒙面這樣明確的宗教裝飾,還是像披戴頭巾、戴花帽這類更靠近一般的民族服飾的習俗,才愈來愈多地具有族群抗爭的意味,成為民族對立、族群仇恨的標誌。

但如果只從這方面看問題,那麽不僅可能會將政府、甚至漢族妖魔化,而且可能也會將多樣性的維吾爾文化單一性、整體化。佩戴面紗、頭巾,不飲酒、不吃猪肉等,既是維吾爾、穆斯林民眾的民族習俗,也是超民族的宗教規約。其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擁有不同的意義。其中宗教信仰與世俗權利之間的矛盾,是始終存在的。例如從宗教起源看,面紗未必一開始就是針對女性的,但其基本歷史及現實特點,表現了男權宗教勢力對於女性的特殊控制。1950年之後,面紗在中國命運的沉浮,的確也包含了幫助穆斯林婦女從宗教男權控制之下解放的含義,穿戴現代服裝,已經是不少穆斯林婦女自覺的選擇。另外至少當代維吾爾男性,尤其是城市男性,普遍都是飲酒、抽煙的。但是 80年代之後,蒙面紗者日漸增多,愈來愈多的維吾爾、穆斯林餐廳,也不允許飲酒、抽煙。這樣的趨勢,既包含着穆斯林族群文化回歸的自覺,也包括着地方伊斯蘭教勢力不斷擴張,干涉民眾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的問題。不少維吾爾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就認為,伊斯蘭教是阻礙其民族進步的絆腳石。有維吾爾知識分子就明確向筆者抱怨說,在新疆,現代文化方面的書籍(如西方現代派作品的翻譯)出版非常困難,而宗教方面的書籍卻一出再出,這顯然是政府在有意保護落後文化,以阻礙維吾爾社會的進步。

說這些,並非是在為粗暴的國家種族主義行為辯護,也無貶低伊斯蘭信仰之意,而是要說明,不應該簡單地將維吾爾社會與伊斯蘭教視為一體,與非穆斯林社會對立起來。而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個重要情况是,80年代以來,極端宗教勢力在新疆等地的迅速擴展。這方面的危害,雖然政府的宣傳一再强調,但由於對相關信息的高度保密,一般民眾缺乏具體了解,加之政府管控措施的粗暴,就給人留下政府單方面打壓維吾爾人、穆斯林文化的感覺。其實並非如此。極端宗教勢力的蔓延,固然有其複雜的原因(比如貧窮、缺少教育等),但的確與外來極端教派入境有直接的關係。

近二十多年來,南疆地區的地下秘密講經活動相當活躍,其中一部分就屬於極端宗教性質。在一些極端宗教活動儀式中,信徒們不僅全身搖動,沉浸與宗教的迷狂狀態中,而且口中念念有詞,要消滅一切真主的敵人——他們不僅是漢人,也包括不信教的穆斯林,尤其是「背叛真主」,為共產黨政府做事的人。這類極端宗教活動以及恐怖暴力活動,直接引發了 90年代以來新疆政府對宗教活動管理的強化,也直接影響了近些年來迅速强化的民族、宗教服飾的管控。政府相關管控的擴大化、種族主義化是它的問題,非穆斯林民眾對維吾爾、穆斯林社會的偏見,自然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我們看不到極端宗教暴力思維力量的擴展,也是危險的。

片面的認識,遮蔽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極端宗教勢力、恐怖分裂活動、國家種族主義性質的社會控制三者的相互角力,綁架了新疆社會,嚴重擠壓甚至是絞殺着本來基礎就相當薄弱的超族群、跨文化的社會互動空間,更阻礙着跨族群的民間公共空間的生長。例如「7·5」事件之後,三個有影響力的維 -漢交流網站——維吾爾在綫、民考漢、內地新疆學生在綫都被關閉。如果說維吾爾在綫因風格比較過激被關還情有可原的話,另外兩個空間被關閉,則完全是政府「一刀切」式的管理模式的結果。

所以社會互動空間的被蠶食、民間交流空間的被絞殺,才是新疆當前和未來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沒有此類空間的良性發展,新疆想得到長治久安,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退一萬步說,新疆從中國的版圖中分離出去,那麽在這片土地上新成立的國家,也很可能會陷入極端宗教勢力的暴力陰影中,不僅世俗和准世俗的民眾,就是伊斯蘭教徒,也都將無真正的自由、安全與幸福可言。

綜上所述,如何更客觀、多樣性地解讀新疆問題,就具有了突破暴力思維禁錮,培育、拓展不同族群公共空間的重要意義。其實這對其他民族地區問題的解讀來說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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