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在英國向來不是個秘密：報紙業界和學界仿佛是來自兩個世界。負責調查英國媒體與政界關係的列文森聽證 (Leveson Inquiry)日前出台報告，呼籲建立非自律性質的報業監管。英國報業集體抗議，認為會損害報業自由。就如《衛報》總編所說：「我們很需要改革，但是我們也需要自由。」相反，不少媒體學者卻公開表示歡迎：是時候要遏制報業濫用權力了。
正如《媒體與權力》作者詹姆斯·卡倫 (James Curran)教授所言，學者的憂慮集中體現在以傳媒大亨默多克為代表的所有權集中化對英國政治及公共生活的損害。當默多克宣布不再支持布朗的夜電之後，果然工黨選舉敗北。壟斷的報業格局也被認為嚴重降低公共興趣的多樣性。此外，學者們也痛心疾首地批評以《太陽報》三版女郎為代表的小報化的煽情傾向嚴重扭曲了公共利益。
其實，20世紀的英國至少有四次類似於列文森報告對報業操作狀况的調查。基於公眾對報業所有權集中化趨勢的擔憂，在 1949年、1962年、1977年和 1993年分別進行的調查或建議設立報業評議會 (the Press Council)，或提倡反報業壟斷或者加强對壟斷的控制，但每次均被報業强烈批評和譴責，認為會損害報業自由。早在 1990年，當時撒切爾夫人的內務大臣 David Waddington就說，這是報業最後一次建立非法律性質的自律機制的機會。從目前的狀况來看，似乎報業沒有好好利用這次機會。
此次列文森聽證肇始於 2011年再次爆出的新聞集團的電話監聽醜聞，而且此次監聽的對象竟然是被謀殺的女孩以及「7·7」倫敦地鐵爆炸的受害者。這醜聞引起公憤以及公眾對市場壟斷格局下報業濫用權力的擔憂。卡麥隆說：我們不能再次說這是（報業建立自律機制的）最後一次機會，因為我們已經給過機會了。
儘管報業內部有略微不同的看法，比如衛報主編依然提倡報業自律，希望能被給予一年時間來建立這個機制，而《倫敦標準晚報》的老闆則認為，需要全盤改革已經存在的報業投訴委員會，讓其獨立於政府以及報業，並且引入更嚴苛些的制裁。但是有一點共通的是，報界堅持要自由，不要法律性質的監管。
在這件事情上，報業自然有反駁的理由：若是將默多克的新聞集團作為英國報業的代名詞，這恐怕對報業不公；若是因為要阻止少數的濫用權力，而犧牲大多數的新聞自由，那是何等不值得也不公平的代價。何况這幾年報業和政治集團之間的故事，無不暗示着政治對報業的介入。無論前首相布朗是否承認對默多克實施打擊報復，這一兩年，新聞集團在英國市場上頻頻失利。無論是電話竊聽醜聞調查，還是天空廣播公司（BskyB）項目招標失敗，默多克父子灰頭土臉，焦頭爛額。此次英國報業的抗爭是否能同歷史上那幾次對監管條例的抗爭一樣成功，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了。
近日，《每日電訊報》著文控訴，支持監管的學者以及hacked-off 網站，事實上具有集權左翼思潮的傾向。該報對英國首相卡梅隆將報業追求新聞自由稱為「第一修正案的原教旨主義」而憤憤不平，並引用同在 Goldsmith學院的 Natalie Fenton教授在新左網站（new left project）上表達的：認為當下報業過於自由，以及「愈多新聞就代表社會愈民主」其實是幼稚地相信多樣性的觀點，以體現學界和報界在這一點立場上的差異。文章暗示這種學界觀點其實只屬於少數左傾者，並不具有代表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支持報業自由觀點的少數派學者，往往是記者出身，現在從事新聞學教育工作。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前媒體人Tim Luckhurst，他現在是肯特大學的新聞學教授，不僅在報紙上著文表示「英國報業必須要自由」，而且他有關這個觀點的相關言論在各報不斷地被引用。
當然，屁股决定立場。學界和報紙業界的不和，只不過是自由主義者和警惕市場力量的批判主義者之間，對報業在公共領域的作用和其民主功能有着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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