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1983 年5 月台灣「黨外」雜誌《夏潮論壇》，這本「五一勞動節專號」紀錄了一起台灣戒嚴時期的罷工抗爭，恰好發生在「經營之神」王永慶創辦的長庚醫院裏。
在林口長庚醫院工作的140 多名女性清潔工，沒有勞工保險、產假、國定假日。資方不但發明了許多繁瑣而屈辱人的規定，任意苛扣薪水，每當經營之神駕臨或外賓來訪，被視為「有礙觀瞻」的女工們更總是得迴避躲藏。至於組織工會，當然是嚴格禁止。由於台灣當時正準備制訂勞動基準法，為了規避法令，降低人事成本，王永慶的關係企業有計劃的將部分受僱員工擅自改為外包制。長庚醫院的清潔女工正是受害者，從此她們的退休金、資遣費和其他福利都化為泡影。當年4月15日，管理階層宣布加重勞動强度，每名女工每日須單獨搬運超過900公斤的垃圾。次日，女工阿嫂們終於展開了罷工自救行動。
罷工並不成功，也不夠波瀾壯闊，但從30年後的眼光來看，卻意義重大。首先，「促進社會公益福利」、「人本濟世」一直是長庚醫院自我標榜的宗旨與理念，回顧這段女工的抗爭史，能讓我們從一個側面揭穿台塑集團的經營神話。
其次，這個歷史事件提醒我們，在巨大的醫療產業中，除了白袍白衣，還有其他更弱勢的勞動者群體同樣不可或缺，也不容漠視。
不僅如此，小事件更具有大歷史的意義。長期以來，關於台灣的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似乎有一個流行的版本：國民黨專制獨裁，人民政治社會權利橫遭剝奪，直到蔣經國晚年推動民主改革，民進黨創立，社會運動從此才風起雲湧。譬如，一位以硏究戰後台灣政治經濟體制聞名，深深影響一整代台灣學運分子的學者認定：戒嚴時代的台灣勞動者完全無法採取集體行動，「在專制獨裁的國家之下，若想改善勞動條件，除了倚仗國家或經營者的慈悲之外，別無他途」。
學者們對國民黨獨裁體制的批判確實强烈，卻在無意中刻劃了一大群沒有歷史的、被動的、甚至是依賴體制的台灣勞動者。更危險的是，如果接受了這個過度簡化的台灣民主史、社運史版本，我們就容易只看到個別人物、個別政黨的作用，從而給了他們過高的歷史地位。
的確，在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時期，足以剝奪民眾罷工權並嚴懲罷工工人的法律就有《戒嚴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國家總動員法》、《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等等。國民黨透過媒體宣傳、演習、冬防宵禁等管道，不斷把「勞資糾紛」、「罷工」與「群眾運動」、「匪諜煽動」、「暴動」等連結起來，加上情治安全單位的監視，黨組織對工會的掌控以及黨政機關對勞資糾紛的干預介入。在最嚴峻的情況下，煽動罷工有可能觸犯《懲治叛亂條例》，而遭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刑期」。
但即使在白色恐怖最嚴酷的1950、60年代，根據我很不完整的搜羅統計，至少就發生了20多起罷工事件，起因從反抗資方欠薪、减薪、管理嚴苛、開革工會幹部到爭取加薪和年終獎金，要求組織工會等等，罷工的時間從數小時到數周、數月，在個別地區和產業（如煤礦和皮鞋製造業）甚至引發了連鎖效應，工潮出現擴大蔓延的趨勢。
當年的國民黨不斷對國際、華僑宣傳「自由中國」人民生活幸福，所以官方和媒體只得創造「停工」、「休工」、「輟工」或「曠工」等語彙來解釋工人的抗爭行動，個別因罷工案件遭逮捕的工會幹部，也因這樣的解釋而最終獲釋。台灣勞動者以勇敢的集體行動，不但爭取自己的經濟利益，一步一步的奪回了橫遭統治者剝奪的勞動基本權利，直接挑戰、鬆動了戒嚴體制，讓一大批限制人民權利的惡法在實際生活中無法全面執行。
重新挖掘戒嚴時期台灣草根群眾的反抗史是重要的。它既告訴我們，在開明統治者順應潮流，推動改革之前，這股潮流是如何匯聚而成，更提醒我們，開明君王絕非突然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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