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內，「拉布」的鐘聲又響起了！這一次，為的是老人家的公義。
提出「拉布」的議員希望藉此迫使特區政府將「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簡稱全民退保）」提上諮詢議程。儘管27名泛民議員中只有 4人參與行動，但另外 23位議員早前已表明支持全民退保。而建制派中，議會內有六席的工聯會也表態支持，即全數 70名議員中佔了一半。加上早前理工大學的調查報告指，九成受訪者同意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既然如此，為何特區政府一意孤行，連將問題提上諮詢議程都拒絕？本文不打算引用確切數據反駁官員的論說，學者黃洪、蔡建誠等早已一一作出反駁。本文只想窺探，一套深根在香港官僚體系、商界，甚至部分市民當中的政治經濟模式「新自由主義」，是如何左右全民退保的推行。
在香港，有關老人退休金的討論並不新鮮，1965年，英國倫敦大學教授威廉斯夫人訪港，建議殖民政府提出有關老年、疾病、傷殘、失業、工傷等全面社會保障制度，以應付未來人口老化等問題。從 60年代到今天，討論從未間斷。1994年，香港本來有機會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當時彭定康政府提出《生活有保障、晚年可安享》諮詢文件，建議所有 65歲以上合資格的香港居民，每月可以領取工資中位數百分之三十作為退休金；以 1994年計算，約 2300港元。當時，社會普遍對建立老年退休金計劃持正面態度，同年7月18日《明報》公布的一份調查，八成一受訪者接受計劃，而立法局內，連今天對全民退保非常保留的民建聯，也表態支持。
但儘管如此，同時存在另一股強勁的反對聲音，包括 78名芝加哥派的經濟學者在報章上聯署發表聲明，反對方案，而自由黨的田北俊及一眾工商界代表也在議會內引用這些經濟學者的觀點，指全民老年退休金計劃會使香港走向「福利國家 (Welfare State)」，違反香港一貫以來的自由經濟方式。芝加哥派經濟學者與「新自由主義」的關係，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紀 30年代，今天，它已經在香港無孔不入，全民退休保障是很明顯的例子。
全球最早的新自由主義實驗場是智利，1973年。進入 80年代，戴卓爾夫人（撒切爾夫人）和列根（里根）分別執掌英美兩國，新自由主義開始在全球像細胞分裂一樣，無所不在。新自由主義最為人知的是以「自由市場」之名，提倡「小政府大市場」，這就是為什麼，當全民退保被提出，田北俊馬上指它違反了「自由經濟方式」，並予以否定。
然而，新自由主義的運作遠遠不僅如此。法國哲學家傅柯（Foucault，大陸譯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系列講課中曾經對新自由主義作深入分析，他指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最不一樣的是，它還將個人視作一個「企業」，個人要不斷地對自己進行投資，因此每個人不得不參與資本主義的遊戲。1994年取代全民退休金的「強積金」便是一例。
「強積金」本來也是退休保障的一種，但作為帳戶主卻不僅不能自由運用這筆錢，還被迫將它放進金融市場裏不斷運轉，過程中，昂高的管理費、金融大鱷的圈套、還有物價格上升等，數十年後，這筆「退休金」還剩下多少呢？這種將個人看作「企業」的概念，最早出現在看待小孩子身上，就像今天不少家長都將「教育」看作一項回報不錯的投資一樣。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便能明白，為什麼政府可以在免審查的情況下提供 12年免費教育，但對於一輩子營營役役建築社會一瓦一磚的老人家，又要審查又要簽「衰仔紙」，才能獲得微薄的綜援津貼——因為老人家這副軀體的「投資」價值，已經變得很少了。
這些年來，學者和民間團體已經用盡不少確實數據證明全民退保的迫切性及可行性，但在新自由主義運轉下，政府和企業再多的盈餘，都不會投放在老人家身上，它似乎成了老人家晚年生活的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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