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北京时间5月13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上海市管干部任前公示 吴磊拟任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的人事任免新闻。这则任免消息中，共报道了10名上海市管干部任前公示，却着重强调了即将任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的吴磊，随后有大陆网民称吴磊系原中共常委、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幼子。
吴磊
根据官方简历显示，1977年7月出生的吴磊籍贯安徽肥东，管理学学士，在职博士研究生，管理学博士，工程师，1996年3月参加工作，200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副司长（挂职）。拟任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
中国网民称吴磊系吴邦国幼子
对此有网民称，1977年出生的吴磊现年仅36岁，已经担任了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仕途起点远远高于此前曾被大陆热炒的许多“80后”县长。而且他在1996年就参加了工作，意味着当时他年仅19岁，这一点也被大陆网民质疑。此外，坊间有传言吴磊儿时玩伴系汪道涵三子汪雨和江泽民之孙江志诚。因此有声音认为新华社作为大陆官媒，此番着重将吴磊提出，寄希望引起外界注意，戏称其为“高级黑”。但是据传吴邦国仅一子一女，虽然吴磊和吴邦国都是安徽肥东人，但以此推断吴磊是否的确是吴邦国之子依然有待查证。
——————
中共体制内权力集体世袭 或结成利益堡垒
近日，有关官员子女被“火箭提拔”和“子承父业”的新闻报道不绝如缕，包括此前相继升任副县长与团中央十七大代表的80后红色后代邓小平孙子邓卓棣、叶剑英曾孙叶仲豪两人。据报道，近期曝光的18名“火箭提拔”的官员中的11人的家属为现任官员。有观察人士称，年经的官员亲属在中国政坛基层被快速提拔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政治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暴露出中国官场官员选拔体制的不合理，也意味着中国体制内外利益格局的固化和利益堡垒的形成，以及必将日益凸显的官民对立和中共执政危机。虽然中共中央已着手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审批项目向社会放权等，希望以此打破由利益藩篱和堡垒，但是由于不能涉及到民主选举、权力制衡、权力监督等源头和根本，这些做法也将是仅能解一时之需的治标之策，未来可能会面临更为深重的危机。
官员亲属被“火箭提拔”
自中共十八大完成领导集体换届以来，由上至下，地方县处级官员换届仍在进行中。连日来，媒体曝光多位年经官员被“火箭提拔”，在舆论中引起广泛争议。如1982年出生的董海涛任辽宁东港市副市长、1985年生的徐韬任湖南湘潭县副县长、1988年生的韩寒任山东省金乡县鸡黍镇镇长、1989年生的焦三牛任甘肃省武威市外侨办副主任，更有生于1991年的王茜任湖南湘潭市岳塘区发改委副局长等。
此外，还有原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副县长江俊驱转任政协后，副县长一职由其子，年仅27岁的江中咏接任。事件被披露后舆论大哗。有评论直指这是“子承父业”和权力世袭。有媒体盘点和统计了近期被网友曝光和媒体报道的18位被“火箭提拔”的年轻官员，其中的11人根据已曝光的资料显示其亲属在官场任职。
同一时期，年仅28岁的邓小平孙子邓卓棣被报道已经从美国一家律师所返回中国，效法习近平进入地方，直接担任广西百色市某县副县长。而出生于1983年的叶剑英曾孙叶仲豪也于近日担任共青团中央十七大代表。有分析指出，广西百色正是邓小平当年武装革命的地方，而叶仲豪在进入中央前也已在广东省多个职位历练。邓卓棣和叶仲豪两位年轻80后的“火箭升职”，都离不开其中共纯正红色后代的背景。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的18位被“火箭提拔”官员中，有5人已被免职或自动辞职，而邓卓棣和叶仲豪尽管同样饱受质疑，其仕途却未受丝毫影响。
体制内权力集体世袭
据体制内媒体《广州日报》报道称，多年前某权威机构发布的社会流动报告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对于中共红色后代来说，这一比例只会更高。上文提到的18位年轻官员与、邓卓棣和叶仲豪也仅是这一类年轻官员群体中的偶然被曝光出来的少数。
据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亲自参与调查研究和撰写的25万字论文《中县干部》所述，在县域政治中往往存在由血缘等家族关系构筑的政治家族网，而且这个家族网不断巩固和扩大，并造成了基层权力的家族化。这是中国古代传统专制社会的毒瘤，而其盘根错节的严重程度和对地方权力垄断程度甚至高于古代社会。
而在中央层面，中共红色后代在本轮中共领导集体换届中也大规模上位。多维新闻此前曾刊文《红色后代政坛“会师” 助习卫党保江山》写道，不仅中央政治局7位委中有习近平、俞正声、王岐山（张德江不确定）均为中共原领导人直系后代或姻亲，李鹏之子李小鹏、陈云之子陈元、张震之子张海洋，许世友之子许其亮，张宗逊之子张又侠、刘瑞龙之女刘延东等均得以上位。
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不能完全否定这些红色后代的个人能力，但是其大规模登场和执掌中国最高权力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红色后代身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于其中部分人来说可能正是最关键的因素。现今在基层被火速提拔的大量年轻官员的任职资历和能力大多名不符实。即使是个别人的简历中标明的履历十分丰富，也多是蜻蜓点水般的走过场。这种现象不仅暴露出了中共官场选拔官员制度的缺陷，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体制内人物的权力、地位等社会资源的集体继承和世袭。
体制保障的利益堡垒
有观点指出，权力、地位的世袭源于社会资源的垄断，以及与垄断相匹配和搭建的畸形的社会政治体制。而如今已然公开和明确化的权力世袭现象不仅表明中国社会资源流动的凝滞、阶层的固化和对立，而且可能是中共体制堡垒建成并与社会日益隔绝的标志。
曾撰写《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的杨继绳表示，社会阶层世袭，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一种有利于社会阶层世袭的利益机制。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有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活动都以行政权力为核心，从而形成一种极为内敛和排外的运行体制。例如在经济领域的方式为：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官员子弟，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在此过程中，所有参与进去的人员都成为了体制内和堡垒内的既得利益者。
观察人士指出，自中共中央以至中国各地方基层，已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利益共同体。当前的政治体制则构成了这一共同体形成和运行的坚强堡垒。权力的集体世袭则表明这一共同体不信具有较强的内敛性和排外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一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外界推动交流和互动，甚至是相互隔绝。
然而，权力、地位等社会资源的世袭本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点正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历次革命的对象，为现代政治文明所不容。随着中国广大民众主体和权利意识日渐增强，固化的利益堡垒也将受到越来越猛烈的冲击。如果这种堡垒内外对峙的格局得不到缓解，对中国未来发展和全体国民都将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执政党中共高层似乎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试图缓解紧张局势，化解执政危机。习近平曾表示要“让人人同享人生出彩的机会”，李克强也已着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审批项目向社会放权等。然而，分析人士多认为这些都只是治标难治本的一时之策。而要从根本和源头上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和堡垒，则只能从政治体制方面入手。向社会公开、公平选拔国家机构组织人员即民主选举，保障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即新闻与言论自由，制衡和约束权力等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和必备内容，也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治本之策。但是因为可能危及中共一党执政和既得利益者的现实利益，这些也都被中共归为道路选择的雷区。中共一方面希望化解执政危机，一方面又排斥化解执政危机的方法。这是中共面临的悖论，如果不正视这一问题，必然走进历史的死胡同。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